《灵枢·逆顺肥瘦》篇有这样一段话，黄帝问：“愿闻[针道]自然奈何？”岐伯回答说：“临深决水，不用功力，而水可竭也；循掘(堀)决冲，[不顾坚密]，而经可通也。”在这里，古人把治水与针刺治病联系在一起，看似简单的类比，却蕴含着深刻的哲理，揭示了两者之间的渊源关系。

“道”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重要概念，主要指自然规律和法则。道家的创始人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也就是说所有的道都效法自然的规律和法则。因此，尽管医学的研究对象是人，但又不能仅仅局限于人，而是要“上知天文，下晓地理”(《素问·气交变大论》)，通过对自然现象的认识来把握人体自身的生命活动规律，而人们在认识自然的过程中所获得的经验和知识同样可以用于对人体疾病的治疗，即“人与天地相参”（《灵枢·岁露论》）。扎针治病的方法就是古人把从长期治水实践所获得的经验应用到治疗人体疾病的结果。

黄河是中华文明的摇篮，然而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地质结构，中华民族在享受黄河水利的同时，也饱受黄河水患所带来的痛苦。所以，古人积极主张治水，《管子·度地》说：“五害之属(水、旱、风雾雹霜、厉、虫)，水最为大。……除五害，以水为始。”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实际上就是一部辉煌的治水史。约公元前23世纪的颛顼时代，就有了共工因治水失败而被诛杀的传说。大禹治水是中国最古老的传说之一，妇孺皆知。虽然很难将大禹治水的传说故事和真正的史实区分开来，但中华民族悠久的治水历史却是不争的事实。《管子·度地》篇记载了许多具体的治水方法，都江堰则是一座活的中国古代水利博物馆。古人在长期的治水实践中所积累的宝贵经验就是根据水往低处流的特性，采取疏导而不是堵塞的办法，平地开沟渠把水引入小河，疏通小河入大河，引导大河汇入大海，最终根除水患。

中国悠久的治水传统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在世界水利史上是独一无二的。世界上其他文明古国也都与水息息相关，但都没有像中国这样悠久的治水传统和成功经验，这也是与他们独特的地理环境密切相关的。如尼罗河是埃及的母亲河，由于受赤道降雨的影响，尼罗河每年都会准时泛滥，水量每年虽有出入，但差别不是很大，绝无洪水滔天的大灾，而且正是由于尼罗河泛滥时携带大量来自赤道密林的肥沃腐殖土，从而为河谷耕地带来了理想的天然肥料。因此，古埃及人不但不需要治水，每年还要举行仪式祈求主宰尼罗河的河神准时泛滥。希腊文明属于海洋文明，古希腊人也不需要治水，因为大海至今还是不可战胜的。

与其他民族的先民视洪水为神的恩赐或惩罚相比，中华先民治水的积极意义不言而喻。古代中国人通过治水实践，不但增强了他们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信心，而且，他们还把从治水中所获得的经验推而广之，用于管理国家和治疗人体疾病。这种经验就是做一切事情都要顺应自然，“疏而不堵”。针刺疗法中屡屡提到的“疏通经脉”，就是治水经验在医学实践中的具体体现。

在古代文献中，“脉”的本意指河水的支流，永是水流长的意思（《辞海》），两者都与水有关。从“脉”的字形结构及演变可知，古人是将人体经脉内的血流现象比作自然界的水流。《管子·水地》谓“水者地之血气，如筋脉之通流者也”，则是将河渠中流动的水比作人体经脉中运行的气血。古人还认为经脉与河流之间存在对应关系，“地有十二经水，人有十二经脉”（《灵枢·邪客》），如手阳明大肠经对应江水、手太阴肺经对应河水（《灵枢·经水》）。对现代人而言，十二经脉与十二经水的对应十分机械，毫无实际意义，然而在古人眼中二者之间的对应关系却是天经地义、自然而然的，他（她）们就是以这样一种方式思考并实践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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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大地河流——人体经脉的缩影

人体经脉与河流之间在结构和功能上的相似性是显而易见的。经络中的气血上下内外循环流动，濡养周身；河水灌溉土地，滋养万物。不仅如此，经脉中运行的气血与沟渠中流淌的水也遵循同样的运动规律。水往低处流，若河床淤塞，则河水四溢，泛滥成灾，理当疏浚；气血运行以通为顺，若“脉道不通”(《灵枢·口问》)，则气血逆乱，百病丛生，治当“以微针通其经脉，调其气血”(《灵枢·九针十二原》)。经脉气血阻滞时最常出现的病症就是疼痛，不通则痛。痹证主要表现为关节肌肉酸痛，病因风寒湿热邪气侵袭经脉，阻滞气血流通而致，是最常见的疼痛病症之一。根据《素问·异法方宜论》记载，九针中的“微针”就源自南方，主治“挛痹”，因为那里地势低，夏天炎热，湿热气盛，冬日寒冷，寒湿气重，痹证十分常见。

中国古代先民运用超凡的智慧，依据中国独特的地理环境总结出了“疏而不堵”的治水经验，并把这种治水理念扩展应用到治疗人体的疾病，发明了针刺这种独特的治病方法。治水者使用锹铲疏浚河道，导引水流；治病者使用“微针”(即毫针)疏通经脉，调和气血，二者都遵循同样的自然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