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川菜里的开水白菜、麻婆豆腐；鲁菜里的葱烧海参、九转大肠；粤菜里的白切鸡、豉汁排骨；淮扬菜里的狮子头、大煮干丝。它们的共同点是，以蒸、煮作为最上档次、最正确的烹饪方式，炒次之，煎、炸再次之。

而烧烤，则在被默认为是不上台面、不能用于高级食材的烹饪方式——中餐烹饪鄙视链的底端。

  与这种观念截然相反的是，在几乎所有的中国城市、乡村中，烧烤是人人青睐、家家热爱的好物。无论宵夜小酒、露营户外、好友聚会或者阖家团圆，只要一炉烧烤镇场，那就有了氛围和排面。

不能处庙堂之高，则居江湖之远；不能赏炊金馔玉，则谋锦绣膏粱。

烧烤，代表了中国饮食最草莽、最市井、最家常和最温情的那一面，也凝聚了中国人所有的因地制宜、圆融变通、行侠好义和林下风致。

01

烧肉与烤肉

烧烤的历史，远远早于其他烹饪方式。

炖煮需要防水耐火的容器、蒸需要容器里加装隔水装置、煎炸需要食用油的榨取技术，但烧烤却什么都不用：几根树枝，一堆火，就能让腥膻的生肉，变成油花四溢，香气扑鼻的烤肉。

也许在没有文字的时代，烧烤已经成为人们告别茹毛饮血的捷径。

 

                     

但严格说来，“烧”和“烤”两个汉字，含义并不相同。

《说文解字》对“烧”的释义是一个更复杂的字“爇”。从字形理解，就是捂在草堆下加热。

  今天，在云南滇西地区还存在着一种古老的美食“火烧肉”，当地人有时又称之为“大烧”。制作很简单，把整猪肉埋入柴草堆里，点燃，慢慢等待火焰燃烧、熄灭。然后洗掉猪皮表面烧焦的地方，剩下半生不熟的猪肉切薄片后凉拌吃。

  不能吃生的外地人，可以只要较熟的外层，而本地人则更倾向于连生带熟一起吃。不是这个，不够鲜嫩滑爽。无疑，这是古老的“烧”保存至今的饮食活化石，也是汉语、汉字很早就对云南边陲产生影响的例证。

而广泛存在于中国饮食中的烧猪、烧鹅、红烧肉、家烧鱼、葱烧海参这些带着“烧”字菜品，虽然烹饪方式有煮、烤、煸、炒等区别，但它们无一例外，都加入了“焖”这一道工序：一个小小的细节里，反映出了“烧”的本质。

  “烤”的历史就短得多，北京知名老字号“烤肉宛”藏着一块匾，这是1946年由齐-白-石题写的，上书 “诸书无烤字，应人所请，自我作古”。

“自我作古”绝不是-齐-白-石-自大，事实上，解放之前的几乎所有汉字字典里，都没有“烤”字。

它最早的源起可能来自熇、洘等古汉字，可能是自北方或西北的外来民族语言，也可能是民间俚语的逐渐演化。

今天，在东北、内蒙古、新疆这些阿尔泰系民族曾经活跃的地区，烤肉依然是最朴实的传统烹调、最具特色的民族食物和最隆重的待客礼节。

 

  

东北的烤肉要在传统泥炉上，用菊花碳来烤，只有它们，才能获得恰到好处的火候。

切大薄片的猪五花，烤到卷边微微焦的时候，蘸上大酱，生蒜，青椒，用生菜叶或者紫苏叶包起，一口一个，滋味厚实、辛香平衡。

在山东淄博、青岛和江苏北部的徐州，也流行与东三省极其类似的碳炉烧烤。

这可能来自北方游牧民族南下的痕迹，也可能是闯关东移民的反向影响。总之， 烧烤里，藏着地域的互通和人类的迁徙。

 

一斤生羊肉，煮熟后一般在7两左右，烤熟后不到半斤。且使用明火很容易在干燥的地方引起火灾。所以在盛产羊肉、缺乏燃料、少雨高寒的内蒙草原，牧民们大部分时候更倾向于白煮羊肉，只有贵客盈门或者盛大节庆的时候才会出现烤肉。

蒙古式烤肉一般不直接上火，而是把烧红的石头填入掏空清洗好的羊肚子，让热量缓慢地由内向外把肉烤熟。

这样烤肉，不容易引起草原火灾，并能让热量持续更久。羊肉外层的肥油损失少，润而酥化；内层的瘦肉、排骨焦脆香美，相比普通由外而内的烤肉，它的风味非常特殊。 

北疆的烤肉以伊犁为代表，切大块的阿勒泰寒羊，油脂丰富。

简简单单用鸡蛋、皮牙子（洋葱）和盐混合的汁水腌制后明炉烧烤。鸡蛋是用来上色增香的，为羊肉表面裹上一层焦黄色的香脆外衣；盐是用来上味的，同时能让蛋白质转性，让瘦肉更有嚼劲；皮牙子则是用来祛膻的。三种腌料职责分明，结构清晰。

  南疆的烤肉则以喀什为尊，这里的多浪羊生活在半荒漠化的盐碱地里，吃碱生植物。

由于当地温差大、植被贫瘠，所以羊肉几乎没有膻味。不需腌制直接切大粒火烤，在加入喀什地区所产的安息茴香粉、辣椒粉、姜黄粉等调配而成的撒粉后，自然香酥入骨，滋味丰沛。

红柳烤肉是南疆烤肉最具代表性的一种：产于塔里木盆地边缘绿洲里的多枝怪柳，因为有浅红色的树皮而被当地人称为“红柳”。它受热渗出的树汁具有清香，能为烧烤的牛羊肉增添风味。

因为红柳枝较粗，肉块需要切得较大才能串起来，所以在新疆各地，“红柳烤肉”常常是大块烤肉的代名词。

  总之，“烤”崛起于江湖、发端自阡陌。这种凭借烟熏火燎而生的食物，在越遥远的地方，就越有广阔的天地。

它与典雅有古风的“烧”组合起来，完成了汉字在餐桌上精准、恰当和微妙的表达；呈现了烧烤这种料理方式，在中国的一体两面性；也寓意了烧烤作为华夏版图变迁、民族融合的见证者角色。

02

烧烤在东亚

在“烧烤”这个词还没诞生之前，中国人把它叫做“炙”“炮”“燔”。

公元前六世纪出现的诗句“有兔斯首、炮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献之”，意思是烤兔肉要配酒才够味；公元前三世纪出现的成语“脍炙人口”，形容好的文章像烤肉一样、根本停不下来。

根据文献记载，周天子的食谱里，包括“肝膋”，这是一种以猪网油包裹动物肝脏烧烤的菜肴；而汉高祖刘邦则“常以炙鹿肝下酒”。

如“炙”字所呈现的场景——“肉”在“火”上： 这些古老文化遗存，证明了在诞生之初，烤肉在中原政权贵族士大夫饮食里崇高的地位。

 

一个常常被人忽略的细节是，当黄河流域的人们，正在追捧烧烤兽肉、畜肉的同时，南方长江流域，另一种烧烤也正在野蛮生长。 

《楚辞·大招》写道：“炙鸹烝凫，煔鹑陈只。煎鰿膗雀，遽爽存只”

鸹，是大乌鸦；凫，是野鸭；鹑，是鹌鹑；鰿，是鲫鱼；雀，是山雀……所有这些，用各种各样的烤具和大小不一的火候来烤，吃得人满口留香、爽快无比。

显然，屈原笔下中国南方的烧烤，在当时就已经呈现出食材丰富、不拘一格的特点。尤以水禽和水产擅长。 这种饮食特点，符合楚国江河密集、湖泽遍布的地理性，也呈现了中国南方丰富物产构建下的，无与伦比的烧烤殿堂。

今天的岭南地区，是人们倾向于以海鲜入烧烤。

粤西人以烤生蚝为尊，手掌大的湛江生蚝，洗净后闭壳开烤。雷州半岛常年炎热，海水蒸发量大、盐度高，生蚝自带的汁水因而带有浓郁的咸鲜甜，上碳炉后外烤内煮，汁水收浓，不需要任何调味，自然味道丰沛。

上桌之前把蚝壳撬开，加入金银蒜和小米椒末点缀。所谓银蒜，是新鲜的蒜蓉，用以去腥；金蒜则是油炸过的蒜酥，用以增香提味。它们与咸、涩、鲜、腥的蚝肉互为补充，再搭一瓶啤酒，这是身居南海之滨的莫大乐趣。

  而在粤东，另一种烧烤，是潮菜登峰造极之作。

和碳烤生蚝追求的原汁原味不同，烹制炭烧响螺，必备的一份潮汕烧汁和一瓶高度白酒。潮汕烧汁做法复杂，用到火腿、肥膘肉、鸡清汤、川椒、头抽酱油等十几味材料，一起熬成浓浓的汤汁。

与之相反，炭烧的过程本身却不复杂：硕大的响螺整个上炉，用白酒和烧汁反复灌浇、烧煮、冲洗，把螺肉表面有土腥味的粘液洗去，让它沾染上浓郁的酱香和酒香。

几小时后，螺肉烤熟，切成薄片，外表雪白无暇，尝之有火腿的香、白酒的醇、猪肉的丰腴和鸡汤的鲜美，它们都搭载在紧实微甜的螺肉上，这是中式烹饪的至高境界。

  而潮汕人称为“螺肝”的螺尾，更是炭烧响螺里最精华的妙物。它肥美、滑嫩、充满张力的烟火气，类似法式鹅肝而过之。

  到了十万大山簇拥下的广西、贵州，人们在烧烤多元化的道路上走的更远——不到贵州，不知烧烤调料之多；不到广西，则不知烧烤食材之多。 

开膛破肚的整只烤田鼠，在烤架上滋滋冒油，肉质酥化、肥瘦相宜；细长弯曲的猪鞭，用盐、孜然和辣椒掩去食材腥气，便能凭借脆韧的口感轻松上位；

  烤猪眼要整只入口，齿颊到处，汁水爆浆，有经验的食客要凭借猪眼表面的温度，决定落齿的时机：早了容易烫伤口腔，晚了则无法体会香气四溢的快感。

除此之外，还有各式各样的烧烤蛇、虫。

在黔、桂地区，烤木虫、烤蜂蛹、烤蝎子，乃至烤甴曱（蟑螂），都不是罕见物事。如果火候到位，它们都会呈现出趋同的浓香与松脆，这绝不是百物一味的肤浅，而是高蛋白经由火烤之后出现的焦化、变性。

  它们符合人类吸收营养的特点习惯，也满足了清洁杀菌的需求。在古代交通不便、土地贫瘠的地区，也许曾经是当地百姓最重要的蛋白质来源，而今天，则成为中华烧烤谱系上，最具特色的一页。

而屈原笔下的烤鱼，则完整地保存在了水土更富饶、地缘却更封闭偏远的，四川和云南的丘陵盆地、横断山区。

川渝烤鱼风靡全国的时间并不长，坊间传闻它发源自万州，又说来自巫溪。但事实上，整个川东地区一直有把鲜鱼烤香，再用调料炖煮入味的传统。它反映了长江三峡地区丰沛水系孕育的渔业资源，也呈现了川菜重调味、擅搭配的传统。

  郫县豆瓣和青花椒是川渝烤鱼的灵魂所在， 豆瓣里表达鲜味的氨基酸盐是水溶性的，而青花椒里的麻味主角山椒素是脂溶性的。烧烤后的草鱼、鲇鱼肉质疏松多孔，各类呈味物质随着水、油渗入鱼肉深处。

川渝地区对菜肴好吃的两个最高评价“入味”“下饭”，由此缔造。

而云南的烤鱼，则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许多江河流经处，就是傣族聚居区，这个千年来擅长耕种捕鱼的民族，总结出了丰富的烧烤方式。

  腌菜膏是滇西保山、德宏等地区傣族烧烤的最重要元素。

这种调味料，要以萝卜菜和糯米一起发酵，取其酸水，慢慢熬制粘稠。整个过程很复杂，需要有经验的老波桃（傣语：老爷爷）动手操作，火候、水分、撇浮沫、时长和细心程度都将是影响腌菜膏独特风味的决定因素。味道最好的腌菜膏色泽清亮、酸香扑鼻。

在兑入适当的水、盐、糖、香草、折耳根和小米辣之后，腌菜膏就成了搭配香茅草烤鱼，用以去腥、解腻、增添酸香风味的神仙蘸水。

  而在滇南，普洱、版纳的傣族百姓则流行“包烧”。

所谓“包”，是用芭蕉叶或者柊叶把食材和香料包裹起来，以火塘为热源，将食物烧熟。

与来自西方的包锡纸烧烤类似，芭蕉叶能让食材受热更均匀，并锁住水油，使食材口感软嫩多汁。更重要的是，植物树叶提供的清香，能有效为食物增添独特的风味。

  对滇南傣族来说，万物皆可包烧， 但最值得一提的，莫过于加入了猪肉末、芭蕉花、葱花、香菜、蒜泥和鸡蛋的包烧肉饼；以及肚子里塞满薄荷、葱花、姜末、小米辣的包烧鱼。

  从国家的角度看，秦灭六国，强势的中原农耕传统，成为主导这片土地的强势文明。但以湘楚、吴越、闽越、百越为代表的中国南方文明，并未在这一过程中消亡。相反，它们在华南丘陵、在横断山区、在四川盆地、在南海之滨野蛮生长，最终诞生出更丰富的面貌和更多元的表达。

烧烤，就是中国文化多元性的集中体现。

  03

炙子玉烤鸭

在千年的时间里，中国人的烧烤工具和技术一直在提升。

1969年, 西安延兴门，出土了一只结构复杂、外形奇特的炉子。因为炉身上有“上林荣宫，初元三年受”等铭文，考古学界将其命名为“上林方炉”。

 

                    

方炉分两层，上面是炉身，底部有几个长条形的镂孔，放上木炭，促使空气对流，加旺火力，并让一部分燃烧时的余烬熏烤食材表面，形成独特的风味。

相比先秦时代粗糙的烤具，“上林方炉”证明了至少在公元一世纪，中国已经诞生出了先进的烧烤设备。

  今天，北京人最喜爱的地方美食，莫过于炙子烤肉。

所谓“炙子”并不是动词，它指一种烧烤工具，这是由一根根铁条钉成的圆板，下面燃烧着大块劈开的松木或果木。

牛羊肉切成薄片夹在炙子上烤，油脂滴落、松烟上升。烤好了，沾上点辣椒油夹到热乎乎的烧饼里咬一大口，面饼、烤肉和芝麻的香味在口中慢慢融合，饼有肉味，肉有芝麻香，层次分明。

  炙子是不是铁条钉起来的，中间有无缝隙，是老北京判定烤肉店是否正宗的标准之一。如果是铁板一块，那么十有八九是欺世盗名的改良餐馆。

  虽然北京人都说，炙子烤肉店源起于清真馆子，但如果对比炙子和上林方炉的外形，就会发现它们的原理是相同的——早在现代意义上的宗教还未出现的时候，中国人就已经掌握这种烧烤技艺了。

        

  到公元六世纪，传奇著作《齐民要术》成书的时代，已经有了单独篇目《炙法》。其中包括了21种不同食材、不同燃料和不同做法的烧烤。

  这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腩炙鸭”，做法复杂，用一只肥鸭，去骨，加酒、鱼酱、姜葱、橘皮、酱油腌渍一顿饭的时间，再放进炉里烤。

虽然这只是当时众多烧烤里不起眼的一种 ， 但从更长的时间线来看，它却启蒙了今天中国的国民大菜：烤鸭。

  无独有偶，同时期南朝人虞悰写的《食珍录》里，也出现了“炙鸭”的字样，这可能是整只烧烤的鸭子，已经初具现代烤鸭的雏形。

唐宋之后，烧烤文化进一步完善丰富。在北宋著作《东京梦华录》里，记载了汴梁夜市里大量烧烤食物炙腰子、烧臆子、签酒炙胘肚、假炙獐、炙鸡、旋炙猪皮肉等等，而烧烤做法，也分出了烟熏、火烤、炭煨和石烹四大类型。

  而南北朝时期炙鸭，这一时期已经进化成了一种叫“燠鸭”的食物。在吴语里，“燠”字用来形容江南夏季闷热的气候。从字面上理解，食物里的“燠”，极有可能指封闭环境下的焖烤——显然，这已经是今天焖炉烤鸭的模样了。

但一切，却在靖康之后戛然而止。

  在被誉为南宋士大夫菜谱集大成的作品《山家清供》里，竟然没有出现任何一种烧烤。取而代之的是大量蒸、煮、烩的汤菜、羹菜。这是一个极反常的现象。

有趣的是，在南宋的另一本著作《三朝北盟会编》里，宋人描述了金国女真人的饮食：“以木楪盛猪、羊、鸡、鹿、兔、狼、麂、獐、狐狸、牛、驴、犬、马、鹅、雁、鱼、鸭、虾蟆等肉，或燔或生脔，多芥蒜渍沃续供列。各取配刀，脔切荐板。食罢，方以薄酒传杯冷饮。”

读完不由皱起眉头： 女真人吃得真粗鄙。 而烧烤，则成了野蛮人粗鄙的象征之一。

  对丢掉北方江山、统治合法性受到质疑的南宋政权来说。强调华夷之辩、丑化异族风俗、士大夫生活进一步文雅化，成了稳定社会的刚需。

中国餐桌越来越以蒸煮、清淡、原味作为美学标准的趋向，正是从那一历史阶段肇始。

  原本尚武善战的汉族，也在此之后，越来越变得文弱谦恭：饮食的变化，与民族性的变化息息相关。

但吃惯了上千年烧烤的普通百姓，似乎并不对其买账：市井中的各色烧烤并未消失——尤其是烤鸭。

      

  今天的北京烤鸭，传说是永乐帝从南京带到北京的。但南京烤鸭又是从哪里来？从饮食流变的角度考辩，它来自屈原笔下纷繁的水禽烧烤、来自南北朝互为唱和的炙鸭、来自宋代汴梁街头的燠鸭，

不息的中国人的烧烤江湖。

  与烤鸭互为印证的，是流行于岭南地区的烧鹅。

明中叶开始，随着泉州港的没落、葡萄牙人的开埠，广州地区成为中国一口通商的集散地、西方文明传入的前哨站。广府烧鹅，应当也是在此时最终定型。

由黄豆酱、海鲜酱、蚝油混合成的烧鹅酱抹匀内腹腌制入味；由麦芽糖、白醋、红醋、白酒和柠檬片调配成的糖浆水刷外皮上色；烫皮定型、阴凉风干、瓦缸烤制。

在烧鹅的整个制作过程中，看得到许多中国人自发研创的巧思，也看得到许多来自西方的技艺。今天广府“无鹅不成宴”的风俗，既是对烧鹅江湖地位的肯定，也表达了岭南地区开放、包容的历史性格。

烧鹅、烤鸭，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南北方对烧烤的最高认知，也表达了中国平民阶层看似微弱，却振聋发聩的力量。

  1971年7月10日，美-国-政-府-特-使-基-辛-格来到北京，与-周-恩-来-总-理举行-秘-密-会-谈。

  这是建国后美-国-政-府第一次派出要员赴华。双方互不了解，谈话都非常谨慎，神经高度紧张。到了中午，会谈仍没有取得一致意见。这时，周-恩-来话锋一转：“我们不如先吃饭，烤鸭要凉了。”

那顿午饭，周-恩-来亲自向基-辛-格介绍烤鸭的吃法：一块片皮鸭，蘸上面酱，夹大葱白，包进荷叶饼卷里：一口咬下去，油、甜、咸、辛各色味道交织，最后以鸭肉鸭皮浓郁曼妙的烧烤香气收尾。

  基-辛-格在后来的回忆录里写道：“给我一份北京烤鸭，我愿签署任何文件”。

而对古老的东方来说，这是周-天-子的“肝膋”、汉-高-祖的“炙鹿肝”之后，时隔2000年，烧烤重新出现在国家层面最醒目的位置上。

它彰显了中国人对烧烤从未放弃的执着和热爱，又或许寓意了一个新的汉唐盛世，将由这个重新拾起勇武、奋进的民族所创造。（信息源自《那一座城》）

“山一程，水一程”：画川邀您一道云游祖国的秀丽河山，和华夏自然景观近距离交流，饱览城市发展的巨大变化，探秘深藏浅露的古镇乡村，了解四方人文的血脉渊源，分享各民族的民风民俗，品赏地方特色产品风味，熟悉东南西北的美食佳肴，戏说旅途中的逸闻趣事 —— 不亦乐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