割不断的诗情

——在同济大学诗学研究中心成立大会上的讲话[1]

    各位诗人朋友，各位同仁，上午好！很高兴参加今天的会议，让我仿佛回到了28、29年以前，那时我是浙江大学地质系的一名学生，浙大“雕塑者”诗社的成员，好像还是个“秘书长”什么的。那时我是诗歌爱好者，算不上什么诗人，因为诗写得实在不好，但热情却是无比高涨的，几乎每天都在写诗，几成习惯动作。每天都写诗，还能写出好东西么？那时是一个诗歌的时代，学生当中写诗者众。究其原因，那时我们都很单纯，不像现在这样会算计；那时我们也都很压抑，我们的情人在诗歌里。

    快三十年过去了，诗歌离我越来越远，我成了一个哲学工作者。

    然而，诗的经历却是异常深刻的，与诗歌的联系是难以割断的。1990年代已经不是诗的年代了，我也成了哲学博士。按说哲学要与诗歌为敌，但在我这儿不。我不再写诗，但我还是翻译了好些诗，有荷尔德林，有特拉克尔等，甚至有尼采的诗。多年以来，我一直有一个感觉，被译成中文的德国诗歌不可读和不好读，而比方说，被译成中文的法国诗歌就要好得多。如果歌德的诗歌真的像我们所翻译的那样平淡乏味，岂不是很有点悲惨？译成中文的德语诗歌不好读，原因何在呢？是语言特性使然么？抑或我们的翻译有问题？想不通，于是我就想自己来试试，早就计划好了，要编译一本《德国诗歌六十首》，选了六位诗人，每人10首，也早就开始翻译了——遗憾的是，到今天仍未完工。

    2000年以后，我在杭州的中国美术学院开了一门研究公修课，叫《西方诗学》，每年都讲，已经讲了有十年时间，估计已经有近千人听过我的这门课了；我说的“诗学”自然是广义的，而不是文体和类型意义上的诗歌研究。所以这门课还是有点意思的——不过遗憾的是，从明年开始，我把这门课的名称改掉了，更名为《艺术哲学》。现在想想，其实“诗学”这个名字蛮好的。

    去年的夏天，在诗人荷尔德林的故乡图宾根，我参加了一个荷尔德林诗歌研讨会，用绍兴德语讲了一个报告，题目叫“天与地，以及诗人的位置”——遗憾的是，我在这个报告里是反对荷尔德林把诗人当作“半神”（Halbgott）的，我居然认为，在天地之间人人平等。另外，我还在内卡河边的荷尔德林故居周围丢了一件外套，那是我老婆刚给我买的。

    还是去年，我在同济第一次招收美学专业艺术理论方向的博士生，竟然招来一位诗人，就是在场的陈忠村同学，是本次活动的组织者之一。他是安徽农村来的农民，老家叫“孙庄”（倒不是“陈庄”），而我的老家叫“孙岙”，在浙江绍兴南部山区。我看“孙庄”与“孙岙”好像是一回事，反正都是农民，就把他招为博士生了——遗憾的是，忠村不能在我们这里做诗学研究，而要做“造型艺术的理论研究”。

    我不知道今后还有没有机会来亲近诗歌，比如说，还能不能下定决心，把存在电脑里的《德语诗歌六十首》译完，终于来验证一下德语诗歌是否可译。但不管怎样，我们今天要在这里做一件与诗歌有关的事情，就是成立“同济大学诗学研究中心”。这是我们要在同济设的倒数第三个研究机构，后面还要建一个历史学研究所和哲学心理学方面的研究中心。

    各位知道，同济是个土木学校，很不诗意；我们却要在很不诗意的地方做一个诗学研究中心，难度自然很大，少不了肉搏。好在我们不怕肉搏，我们甚至是喜欢肉搏的。另外我也注意到，往往是最不诗意的地方写诗的人多。我看忠村、茱萸他们编的《同济十年诗选》，厚厚的一大本，就十分惊讶，怎么同济有这么多诗人呢！我怎么不知道呀？是不是走在校园里的少男少女们都是诗人呀？

    十年前我调到同济工作，通过近八年的肉搏，已经把同济哲学做出一个样子来了；现在我希望，我们中文系的同志们，能花五年左右的时间把我们的“诗学”做起来。有了哲学又有了诗学，我们才能成事，我们人文学院才像样。没有哲学，脑子不清楚，难免糊涂；而没有诗学，就没有感情，更不会有激情。各位，人生若缺了这两件，如果我们既没脑子又没激情，还可能成就完美的人的生活吗？

    最后祝愿今天的会议成功，也祝愿各位诗人朋友开心。荷尔德林说诗人与常人不一样，诗人总归忧心忡忡。我却希望诗人朋友们时常快乐开心——别光学荷尔德林，终落个精神错乱！

                                                                    2012年11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