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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襄写了明代家具，说明代家具是以黄花梨家具为标志的。有评论认为，他这一说法不准确。因为明代宫殿家具以镶嵌髹漆为主。就像瓷器里的官窑器是一个时代的标志，宫殿的家具自然是一个时代的标志。由此说来，文人喜欢的黄花梨家具，再好也不能作为明代家具的标志。这一说，其实倒是可以商榷的。美是客观的。帝王的眼力，未必是发现客观的美的最好眼力。

诚然，唐明皇可以发现音乐的美，宋徽宗可以发现书画的美，李后主可以发现诗词的美。唐太宗喜欢王羲之，可惜他毕生没有直面王字。他在他写的《王羲之传》里，只是用几个字说了王字的特点。他也算个可以发现书法美的帝王。除了他们，历代大多数的帝王，并不以审美见长。譬如《淳化阁帖》，号称“祖帖”，却没有颜真卿的书法。这种奇怪的现象，自然有书法外的原因，但也表明帝王的眼力，还没发现颜真卿书法不朽的美。就说唐明皇，他发现了音乐的美，而他为之吹笛的李白的《清平调三首》，并不是李白最好的诗，更不是盛唐最好的诗。

说到石刻，都说是汉将军霍去病墓前《马踏匈奴》最好。说到石窟，都会说是敦煌最好。而这都和帝王的眼力无关。帝王可以有他自己的审美，甚至可以坚持他独自的审美。譬如乾隆可以把灵隐寺题作“云林禅寺”。从他当时写下的字来看，第一个字的“雨”字头写大了，由此写不下一个繁体的“灵”字了。乾隆顺势改写成“云”字。他坚守了他对字的审美。可人们没管他的审美，直到今天，还是把灵隐寺叫做“灵隐寺”。

美是客观的。瓷器都说是官窑的好。好就好在官窑吗？恐怕也未必。譬如说成化青花瓷。这青花是十分的清淡，正好是应了成化帝柔弱的性情。按说这是帝王的审美成为了一个时代的标志。只是这样的青花，天底下人都喜欢。在这么个时代，天下人的心情和成化帝的心情同样柔弱。也就是说，天底下的人和帝王的审美，在这时节是相通的。难说是成化帝确立了清淡的青花是成化瓷的标志。何况这清淡的青花，我们现在还喜欢，至少玩瓷器的人们喜欢。为什么呢？恐怕就是美是客观的，帝王奈它不得。所有的人都左右它不得。

故宫的藏画很好吧，每个时代都有许多好的作品。集结起来在上海博物馆开展览。大家最喜欢看的是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这画实在说不上是其中最好的画，这说明，和帝王的审美一样，许多人的审美，也是不足为凭的。汉罐是汉代的酒器吧，想象曹操煮酒论英雄的当口，脚边也就有这样的酒罐在。曹操应该是不会当它一回事的。家常的东西，后世会成为一种美。这是时间的塑造。曹操这样的大英雄，也奈何它不得。同样譬如唐诗。唐人这么多人写诗，谁写得更好一些呢？帝王定不了。唐太宗自己也写，人家都不觉得他是大诗人。御制和官窑有同样的概念在，可英明到这样了的唐太宗，人家都不说他是诗人。谁是大诗人呢？在杜甫死了几十年后，大家认定他是唐代的大诗人。虽然这个人，仅仅有一次“麻鞋见天子”的经历，也没听到过天子怎么表扬过他的诗。

美是客观的。王世襄就是客观地说出了明代家具的标志是黄花梨家具。是的，当时宫殿里主要是镶嵌髹漆家具。帝王是世上最富有和高贵的，他的家是“天下第一家”。“第一家”的家具是不是世上最好的家具呢?很遗憾。就像历史上帝王几乎无从引领文学和艺术一样，“第一家” 的家具，最可以显示富贵的家具，却不是最好的家具。“第一家”的镶嵌髹漆家具，和中国人的审美理想不一致。中国人的审美理想是简单、含蓄，虚实相生，流连在有无之间的。而所有的富贵，往往成全的是炫耀。炫耀的底气是有价。而美是无价的。因为美是无价的。它就具有客观性。也就有了超越富贵的力量和境界。

世界上最大的数字。以美的名义来说，是“零”。帝王是九五之尊，在美跟前，帝王不能算数。王世襄所说的明代黄花梨家具，真是到了美的极致。这种简单和内涵，到了一种化境。这种材质、这种制作，如此空灵通透，生来是不想让人关注的。只在人关注它的时候，它才静静地存在，而且经得起关注。这就带出了审美的又一个问题：就是美和天地浑然一体，美和人一样，是需要呼吸的。明代黄花梨家具就是和天地浑然一体，也和人一样呼吸着的审美奇迹。中国古代社会的科举制，保证了文化精英对国家的治理和影响力。明代黄花梨家具是当时文化精英的审美理想的实践，自然是明代家具的标志。王世襄的论定是客观的，是对美的论定。他的论定具有面对历史的能力和勇气，值得敬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