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我个人，也清晰的表明了自己的看法：泰嘉的性价比，在氯吡格雷仿制药中，己经处在绝对优势。

   另外，我个人连一个电话都没给上市公司打过。这点上我信奉查诺斯(JimChanos)的观点：保持独立性。在《从近期信息看小信未来战略》中，我认为小信进入第二阶段，到现在为止非常顺利。

   

   接下来，闸述看法：

   药品招标制度，不管是基药还是非基药，都是一个畸型的财税分配、以药养医社会下的产物。而且药不对症。“欲其灭亡，予以疯狂”，最低价中标就是例子。但我相信，泰嘉可以渡过，并避免成为基药、医保和医院“三国演义”的牺牲品。

   医改的政策风险在于“我一定要做什么”，而不是“我能做些什么”。

   其次，从产品价格来看，抗肿瘤药物的风险在于太贵了，特别是现在“我一定要做什么”的思路下；生物制剂同样如此，比如肿瘤单抗药物对于中国老百姓来说，都是天价。心脑血管领域药物，不存在这个问题，当然，支架等相关耗材仍然较贵。

   

    一个伟大的企业，是时代造就的。只有极少数伟大的企业，能造就时代。比如上世纪AT@T，有12位诺贝尔奖得主是由贝尔实验室出来，或工作过的：克林顿·戴维孙 Clinton Davisson、乔治·史密斯 George Smith、威廉·布拉德福德·肖克利 William Bradford Shockley、约翰·巴丁 John Bardeen、沃尔特· 豪泽·布喇顿 Walter Houser Brattain、菲利普·安德森 Philip Anderson、阿诺·彭齐亚斯 Arno Penzias、罗伯特·威尔逊 Robert Wilson、朱棣文 Steven Chu、霍斯特·施特默 Horst Stormer、崔琦 Daniel Chee Tsui、威拉德·博伊尔 Willard S. Boyle；贝尔试验室产生了晶体管、unix系统和c语言等划时代的发明。

    重要的是：这只是企业级别的研发中心，不是国家级别的，比如英国的卡文迪许实验室。

    但我们回过头来看，其实AT&T的贝尔试验室，也是时代造就的：一个大国崛起的时代。

    如果中国会在21世纪崛起，那么中国也会和19世纪的英国、20世纪的美国一样，整个世纪里产生出诸多的诺贝尔得主。光有GDP第一，而科学没突破，那看上去更像大清帝国。

    今天有恒瑞日本；明天会有欧州信立泰。这即反应了中国药企国际化道路的开始，也反应了战略规划的提前：他们不想在将来某一天，被低价中标制度干掉，如此而己。

    附：在自然科学领域，获得诺贝尔的华人：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李远哲、朱棣文。但没有一个是在中国本土产生的。其中李远哲因“发明了交叉分子束方法使详细了解化学反应的过程成为可能，为研究化学新领域———反应动力学作出贡献”而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祖籍福建，生于台湾新竹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