育儿是家事也是国事：从焦虑到协同治理的破局之道

赵炳晴

2025年全国两会期间，“育儿”再次成为高频议题，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逐步推行免费学前教育”并明确“发放育儿补贴”。育儿已不仅是家庭私域的情感投入，更成为牵动社会神经的公共议题。

在“家文化”浓厚的中国社会，婚育不仅关乎个体幸福与社会发展，更实实在在地影响着一个家庭的命运与际遇。于家庭而言，“双职工家庭谁来带娃”的难题始终悬而未决，年轻父母无法仅依靠自身力量完成育儿工作。以北京为例，女职工延长后的产假时间是158天，而托班和幼儿园最小的入园年龄是2周岁和3周岁。“老人带娃”或“请育儿嫂”成了养育婴幼儿的不二选择。“老人带娃”常伴随着代际冲突与价值认知鸿沟，数据显示，我国80%的隔代抚养家庭存在教育理念分歧，家庭矛盾消耗家庭情感资本。“请育儿嫂”则需要面对育儿成本高、专业家政人员分配不均、资质参差等问题，以及育儿嫂请假等突发情况时，年轻父母是否有时间有能力妥善应对。2023年江苏某民办幼儿园教师暴力事件，暴露出托育行业监管的薄弱环节。社交媒体的“滤镜育儿”放大了家长的自我怀疑，短视频平台推送的“天才儿童”制造着虚幻的参照系。“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的集体无意识，将育儿异化为一场资源争夺战。

育儿其成效直接影响社会人力资源的质量与国家发展的可持续性，国家通过法律手段强化对家庭育儿的支持。《学前教育法》的颁布与实施，标志着我国首次以法律形式将学前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的公益属性范畴，明确“政府主导”原则。河北省通过新建改扩建公办幼儿园、提高生均经费标准等措施，使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提升至89.62%，有效缓解“入园难”“入园贵”问题。《家庭教育促进法》将“家庭是第一个课堂，家长是第一任老师”写入法条，要求父母履行教育主体责任，但也明确“国家和社会为家庭教育提供指导、支持和服务”。

育儿作为系统性工程，需要政府、学校、社区、企业等多方力量的深度协作。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逐步推行免费学前教育”进一步将普惠性教育推向普惠性与公平性并重的更高阶段。教育部通过“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方案，整合博物馆、企业等社会资源，为儿童提供多元成长场景。这种“全社会育人”的生态，不仅打破了传统家校的边界，更将育儿责任转化为社会共同参与的文明实践。

从法律体系的完善到制度性托举，中国正以制度创新破解“家事”与“国事”的二元对立，构建起“儿童优先、家庭为本、国家托举、社会协同”的现代育儿治理范式，以社会协同，破解这一代父母的集体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