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孙欣

    乐观主义者说：“杯子有一半是满的。”悲观主义者说：“杯子有一半是空的。”虚无的人说：“世事如棋，光怪陆离。”振奋的人说：“世界如我盘中的生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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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领结的侍者郑重地托来三尺银盘，盘内铺满碧绿的生菜和晶莹闪亮的冰块。蚝壳被撬去一半，露出珠光里子。黄柠檬片和银柠檬夹在一旁恭候，紫与白的兰花作壁上观。还有淡金色的夏当尼，拉开奢华大餐之帷幕。一统江湖，自生蚝始。然而，富贵哪能常富贵，日中则昃，月满还亏。生蚝在古代现代、东方西方的不同待遇，真应了“世事无常”这句话。
    众多西方国家的日常饮食相当谨慎，不外乎生菜熟肉。主妇小心翼翼，唯恐被寄生虫、胆固醇钻了空子。级食物像生蚝、鱼子、鹅肝酱走的却是大胆冶艳路线，生腥油腻，与健康卫生完全背道而驰，恐怕是“坏孩子”心理作祟。进食与刷卡的惊险刺激，孤注一掷，也是一种魅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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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同样又软又黏的亲戚—蜗牛相比，蚝要国际化得多。在有考据癖的美食家看来，食蚝史动不动便可上溯到希腊罗马时期。当时，贵族阶层派遣大批奴隶到荒凉的英格兰海岸收集蚝种，养在水池里以面包喂肥后大快朵颐。西方人多信蚝有春药之功能，只因爱神阿佛洛狄忒站在一片蚝壳上自海中冉冉升起，明艳不可方物，馋掉了众雄性希腊神的下巴，从此蚝便沾了仙气，担了“ap hr o di si ac”（春药）之名。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生蚝的昂贵应该也有功劳。金钱本来就是春药。罗马的珍馐孔雀舌、鹦鹉脑已与美食家卢库鲁斯同朽，兼备饮食与男女意味的蚝却共情圣卡萨诺瓦之事迹流传—据说他的晚餐开胃菜常是一打又一打的生蚝。从旧大陆到新大陆，澳洲、美国、加拿大作为后起之秀纷纷占领各大餐馆水晶灯下的生蚝阵地，与英、法、爱尔兰一争高低。蚝肉在珍珠光彩的壳里孵作一汪颤抖的浓鲜，灵巧啜之，便是一次味蕾的全方位冰凉拥抱，附送无限软玉温香的遐想。
    在现代，由于养殖技术提高，蚝的产量不仅能满足贵族的需要，也能满足中产阶级的渴望。很多人甚至可以在自家后院养蚝，随采随吃。自古以来，贵族阶层和平民阶层便有不同的爱好：贵族喜欢大胆冒险，比如无神论和打狐狸；平民喜欢熟悉安定，比如周日上教堂和到离城20里的小山徒步旅行。生蚝从王谢堂进入百姓家，烹调方式也平民化地向熟软妥协，不再坚持生腥。洋人烹蚝总离不开烤，离不开香蒜、胡椒、菠菜、融化的芝士。在自家的烧烤会上备两打烤蚝，现在不是王孙公子也能立办。但蚝毕竟曾经“阔过”，故蚝之菜谱也常以“洛克菲勒”、“大师”、“马背天使”命名，而非“贝蒂妈妈”或“南方家制”。如果说贵族对蚝的欣赏角度是美味和色欲，中产阶级对蚝的期望便是美味和身份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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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地方的人们对食物往往有不同的印象。食用生蚝在西方是优雅高尚，在东方却只是渔家小子的童年记忆。骨子里埋着骨灰级美食传统的中国人，最高级的菜单上并无蚝的名字，只有一些极为抽象或匪夷所思的水陆八珍，和罗马人的思路近似。好吃高价大菜的多是广东人，讲究鲍参翅肚。这几样大菜，上品材料固然难得，但如果不是准备手续繁复，立刻会跌一半身价。专业厨师慢条斯理，精工细做，几天工夫才能将金山勾翅、南非干鲍百炼钢化为绕指柔；老饕们一边细嚼慢咽、浅斟低吟，一边半皱眉半微笑地评论师傅的火候、调味手段。厨师与食客间的推手，盘旋往复，两者既是永远的敌人也是永远的朋友。生蚝被利刃除去半壳后，厨师的一身绝技就无处施展，食客的赞美和抱怨也不免落了空，太不过瘾。因此生蚝永远不会进入中国最高美食俱乐部，顶多是赶个洋人的热闹，或聊慰海边儿女的莼鲈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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