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方希

    人生在世，有谁没有炫耀过呢？就算一个人实在没有什么硬件软件可以炫耀的，也可能向别人炫耀他的孩子，虽然那是另一个生命，但好歹身上有他的基因。一个普通中国人也可能会对一个美国人炫耀自己祖国漫长的历史，我们会说，喏，这个碑立起来的时候，“五月花号”还没有开到普利茅斯港呢—虽然我们连碑上的字也不见得能认全，但这并不妨碍拥有笃定的优越感，好似五千年文明也有我们的份儿似的。
    炫耀表面上有两种，一种是刻意的，炫耀者的自得不加掩饰，一种是假装不经意地透露出一点惊人的信息，貌似轻描淡写地在鬓边插上一枝富贵牡丹，理由只是和桌布的颜色很相配。这两种炫耀，其实是一样的，刻意是炫耀的必备，不刻意装得越像，越制造出空间还很大、脚步还迈得很保守的假象。这无非是，同一个炫耀，不同的调调。
    1899年，托斯丹·韦伯伦的著作《有闲阶级论》中提出“炫耀型消费”，大概是现阶段中国人最熟悉的。韦老师发明的这个词，用学术范儿的话说，指的是“以表现财富或收入为目的而花费于商品或劳务的消费行为”，翻译成不那么精确的大白话就是，为了显示自己有钱的花钱行为。韦老师进一步解释说，炫耀型消费者的作为是为了维护或者获取其社会地位。
    韦伯伦老师的学术研究说明了两个问题，一、任何社会都会有郭美美的同道，只是炫耀的介质和犯傻的程度不同而已；二、炫耀财富要么为了维护社会地位，也就是俗话说的倒驴不倒架，要么是为了获取社会地位，挤进或者自以为挤进原本他不属于的社会阶层。荣国府的王熙凤老师说：“外面看着轰轰烈烈，殊不知大有大的艰难去处，说与人也未必信。”我猜王老师跟刘姥姥说完第一句话就后悔了，接下来本来顺嘴就要说“里头早空了，只是要护着这个架子，银子雪似的花出去”。王家姑娘机警，吞掉了这三句，话接下来还是那么顺。郭美美家里没有这么个老架子，树小墙新画不古，“玛莎”“爱马”当尘土，看来只有“挤进”社会阶层这一种可能了。这个阶层看起来没有获得社会普遍尊重的意思，且不去管它，也许是其他人嫉妒也说不定。
    文人炫耀起来，比郭美美含蓄得多。“我的那篇文章，据说署里的大领导看了之后，认为只有我说到了点儿上，正要求其他副处级以上的干部阅读。”必须承认，该文人说起这段话的模样非常可人，满脸飞眉毛。可惜我们一路出差，同一版本听了四五次，未免有些审美疲劳。文人更含蓄一点的炫耀是掉书袋，磕头碰脸的全是阅读障碍，读者自卑心起时，作者正独自飘飘欲仙。不管读者的自卑是否来自于自己读书太少，这种炫耀的难度太大，一般人下不起这趟工夫，在所有的炫耀行为中，这种可以称之为“苦逼型”炫耀，今天已有断流之虞。
    有成就的人通常容易被当成炫耀的道具：“嗨，他呀？！我们从小一起长大，住在一个院子里，熟极了。他那时候追一个女孩没追上，后来女孩跟了我。什么？当然不是我现在的老婆了！我早把她甩了。”这位炫耀者通过女孩这个跳板，借偷梁换柱、移形换位之法，一方面以爆料方式打击对手，一方面显出自己的高明，深悉声东击西无端牛气之无上妙法。
    最不上品的一种炫耀，便是声称和某某的孙子、某副省长的侄子关系甚佳。不管那个孙子是否真孙子，声称者欲做某某孙子而不得，宁肯做某某真孙子的灰孙子，实在惹人怜爱。若说是上街要饭的，都还是凭力气和拉下脸吃饭，这位脸都不要，也不知道灰孙子能不能当上，才是名利场里打肿脸都充不上胖子的苦人儿。
    韦老师作为社会学者，只提出了炫耀型消费，他要到今天的中国来，就知道消费不算什么，咱们这儿有诸多社会学现象，一言以蔽之：炫耀型生存。其实炫耀如果当真扎根于人性深处的话，本身也没什么可怕。只是自己炫耀的时候，稍微顾忌一下别人的胃口，别把炫耀的层级一下子拉到踝骨，不至于把遮羞布提到膝盖上都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也就算功德无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