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畏天命”，是对周朝上帝信仰的继承。

孔子有没有宗教信仰？问起这样的问题，许多人会回答：“孔子敬鬼神而远之，所以孔子不信神，孔子不属于有宗教信仰之人。”这可能不仅仅是大众观点，也是学界主流观点，但是，这种主流观点是错误的。孔子不仅有信仰，而且他的信仰正向至上神信仰方向发展。

要准确理解孔子对“鬼神”的态度，我们要先了解“鬼”和“神”这两个概念在孔子时代的涵义。

“鬼”这个概念，指人死后的灵魂。《说文解字》解释：“鬼，人所归为鬼”。《礼记》解释：“人死，曰鬼”，人死后，肉体归土，灵魂离开身体后仍然存在，称之为鬼，身体死亡后，鬼游荡在人间，若有好处去，即安宁，若无好处去，即作祟害人。历代君王之所以要有宗庙（祖先庙），是要给已化为鬼的亲人安个家。

“神”这个概念在现代汉语中比较泛化，大体指超常力量，中国有自然神崇拜的传统。在孔子时代，主要泛指各种自然神，上天、下地、日月星辰、山川、河流、大海、风雨等等，林林总总的自然神崇拜，是相信万物有灵，把自然界中的一切物体和现象当成神来祭拜。

“鬼”和“神”这两个不同的概念连在一起，就成为“鬼神”，大意指的是祖先之灵和自然之神。孔子避而不谈“鬼神”或对“鬼神”敬而远之，并非现代汉语意义上的不信神，而是指要超越鬼神信仰。孔子信仰上天，超越了鬼神信仰。

孔子编辑删改的周代诗歌集《诗经》中，宗教意义的“鬼”字出现1次，自然神意义上的“神”出现22次，但至高神意义上的“上帝”称呼出现44次，与“上帝”同质异名的“天”出现114次。从《诗经》中“鬼”、“神”、“上帝”、“天”出现的次数看，就很有点“敬鬼神而远之”的样子了。

在《论语》中，孔子说：

“不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不对，如果获罪于天，再向其他对象祈祷，就没用了。”

“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孔子说；君子敬畏三件事：敬畏天命，敬畏大人物，敬畏圣人的言论。）

“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孔子说：不埋怨上天，不责怪人，在下面学习但思想抵达上天。能理解我的，就是上天了。）

孔子信“天”，认为“天”创造和控制宇宙万物运行。（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孔子敬畏天命，认为天命威严，不可欺天。（畏天命，欺天乎？）孔子认为“天”的权能高于一切鬼神，只信仰“天”而不信仰其他鬼神。（获罪于天，不可祷也。）孔子认为“天”与自己是相互感应的。（知我者天乎！）孔子认为“天”赋予了自己特殊使命，坚信自己的命运由“天”决定，“天”在保佑自己。（天生德于予。知我者其天乎！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孔子面对“天”，有庄重的行为礼仪。

孔子并不否认“鬼神”的存在，但是，孔子崇拜“天”而不崇拜鬼神，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为，孔子正超越多神崇拜，走向“天”一元崇拜，孔子的精神，已向一元至上神方向生长。

继孔子之后的董仲舒是深刻的思想家，他意识到儒家思想系统的根本支撑就是人格神的“天”，就是对上天、对天命的敬畏。儒家礼教的核心，就是对“天”（上帝）及祖先之灵的祭祀。如果不能重新恢复“天”（上帝）的地位，儒家思想就无法重新取得优势地位。就必须明确“天”与“道”的关系，要将“天”置于“道”之上。董仲舒说：

“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道”的本源在“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董仲舒强调：

“治国之道，在于尊神。”又说：

“天，乃万物之祖源，若无天，万物不能产生。”

董仲舒说：

“天，是众神之大君主，如果侍奉‘天’不完备，去侍奉百神是无益的。”

董仲舒认为，敬奉上帝，必须纯一，不能有二心。董仲舒解释“忠”字与“患”字时说：

“心止于一个中，谓之忠，持两个忠，就是患。不能敬奉惟一的神，祸患因此而生，所以君子以持两忠为贱，崇尚唯一的敬奉。《诗经》上说：“上帝降临你，你勿有二心。”这是明白天道的言论呀！。”

董仲舒强调天（上帝）之至高无上，认为君王之职责，首先在于尊神。在天与君王的关系上，董仲书表示：

“孔子《春秋》之法，要求臣民跟随君王，君王要跟随上天，所以面对君王，臣民要屈从，君王要伸张；面对上天，君王要屈从，上天要伸张，这是孔子《春秋》之大义。”

董仲舒论证，万民在君王之下，听从君王之命令，但君王在上帝之下，君主要听上帝之旨意。

论证上天（上帝）主宰国家命运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后，董仲舒系统推出了他的灾异论。董仲舒说：

“灾，是天谴。异，是天威。天谴灾难而不知反省改过，就以怪异之事来威吓。《诗经》上“畏天之威”的说法，说的就是这个意思。灾异的本源，完全是因为治理国家的过失所造成的。治国之失误刚萌芽，天就出现灾害来谴告；谴告之后仍不知改变，乃呈现怪异之事以惊骇；惊骇之后尚不知敬畏恐惧，灾殃祸患就到了。”

董仲舒以后直到北宋，儒学理学开始兴起共1100多年的时间中，儒学没有真正价值的创新，没有人有眼光和胆识再走董仲舒之路，没有人眼睛看“天”寻求“上帝”的力量，在道家之“道”、佛教之“心”的影响下，儒学中的人格神意义的至高之“天”和“上帝”更加隐退了。“天”和“上帝”，只是绵绵不绝地存在于君王垄断的每年的皇家祭祀活动中，但却没有得到知识人士的智慧和公众情感的持续滋养，“天”和“上帝”背后的信仰文化没有持续增长。阅读历朝历代君王和儒家礼官关于“上帝”、“天”祭祀的讨论，会发现他们的认识和情感水平基本上可怜地停留在《诗经》、《周易》、《孝经》的只言片语中，信仰精神无比单薄和枯干。信仰的源头虽然丰盛，但由于中途没有信仰的活水流入，到最后中国信仰的精神世界就成快枯干的河床。“天”只跟君王发生联系，儒生们只知敬拜“天子”而忘了崇拜“天”，跪倒在天子之下，离“天”愈来愈远，是君王而不是儒生成了天人之际的代言人，儒生只成了“天子门生”而不是“上帝的使者”，孔子身上拥有的那点狂狷先知精神，在后代儒生身上愈来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