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知情岁月

（九）

插队的地方，虽离县城不远，但回家的路依然艰难。

这里地处川陕交界之处，属于蜀道的一部分，李白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名句。此地有两处地名，马蹄岩，鸡鸣山，传说与张飞有关。

我们回家，有三条路可选。

先说第一条路，原始的办法，走路。几次抄近道，沿襄渝铁路往家走。在漆黑的隧道里，听到火车的汽笛和轰鸣声，就赶紧找就近的避人洞往里躲。我们虽然练就了无需任何照明工具在铁轨枕木间行走的技巧，可危险还是比较高。有次，就见过一个撞上避人洞，满脸是血的人。

另一条原始交通，水路。随着公路，铁路的开通，水上运输退出了历史舞台。过去的船工，纤夫，码头搬运工早已转行。这三类人员，搬运工在我脑海中印记最深，特别是文革期间，他们是造反派的主力军。当年，我眼睁睁看到父亲被这些人抓走。

第二条路，是公路。这里的公路，其实是修建襄渝铁路的施工便道，土石路面，坑坑洼洼。没有客运车辆通行，除了铁道兵的军车，大多是解放牌卡车。

拦车，没有停下的，想搭车，只能扒车。当年县城没有公路桥，过汉江用摆渡船，人们叫登船，相当于登陆艇。记忆深刻的是利华母亲，黄姨每次都能顺利让我们搭上车。她说：“娃子呀，出门在外，见人多说好话，也不费什么事，就是舌头在嘴里打几个滚吗。”这番朴素的话，当时认为挺小市民的，随着年龄的增长，生活的阅历，愈发觉得是人生至理名言。

第三条路，就是铁路了。襄渝线刚刚通车，在试运行阶段，属铁路新管处管理，客运很不正常。从知青组乘火车，需沿铁道线步行到车站。我曾在一首小诗里写过：三条铁轨，一趟绿车皮。

山区小站，候车室没座椅，只有一张乒乓球案子。几个人有的靠着，有的坐在上面。夜里快11点，忽然跑进一人大声叫道：“下来！下来！”我们没说什么，坐着的下来慢了一点，此人不依不饶，把登安帽子扔到了地下。这顶礼帽，记不清颜色了，当时很时髦。

我们那能饶他，指着鼻子叫他捡起来，他仗着在自己的地盘，就是不肯捡，被我们一顿拳脚，打出候车室。他一边跑，一边呼叫救兵。

好汉不吃眼前亏，我们从后门跳下山坡，跑回了知青组。新管处的打听到我们是知青，不敢来镇上买东西，我们也怕去火车站了。

崇宝到区里学手扶拖拉机，没办法，必经火车站，不小心碰上了新管处的人。他及时应变，沟通，交流成了朋友。此后，我们与车站的人几场酒喝下了，变成了铁哥们。

我们坐火车从没买过票，列车员查票，拿出生产队工分本说，记上，年底分红再扣。列车员大多从知青招工的，一看就知道怎么回事，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算了。

我们知青组，偷过菜，打过狗，干过架，从未骚扰过贫下中农，与铁道兵相处也是秋毫不犯。十八九岁的年纪，自我把控力是成长的关键。

那时，没什么书读，我们仅靠一条有线广播了解外面的世界。脱离了老师，家长的管束，贫下中农再教育又流于形式。在自我管理，自我成长中，我们不仅没有沉沦，仍然保持一颗上进的心。我每每思考，探寻其中的因素。应该是家庭和学校的教育，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这些根深蒂固东西造就的我们的本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