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报》8月4日刊登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SAIF）副院长、金融学教授朱宁的有关中国债务危机的采访报道。他分析指出，中国债务的规模可能在25万亿元-30万亿元，不过仍在可控范围内，需要担心的是过快的增长速度。而如何破解债务困局？最佳方法是实行利率市场化。

中国的债务问题正变得越来越严重？

　　渣打银行最新的一份报告似乎想要印证这个观点：中国总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在今年6月底达到251%，远高于2008年底的147%。相比之下，美国在去年底的总债务与GDP之比约为260%，英国为277%。按照渣打银行的计算，日本以415%的比率领跑全球。

　　“与债务的绝对值水平相比，如此快速的债务积聚更令人担忧，因为其他经济体的经验显示，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债务如此迅猛地增加，几乎总会有金融风暴接踵而至。”渣打银行抛出了一个危言耸听的观点。

　　事实是不是这样？该如何评估当前的中国债务？中国是否会出现与欧洲类似的债务危机？

中国的债务规模究竟有多少？

　　根据国家审计署去年底发布的报告：截至2013年6月底，全国各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约20.7万亿元，相比2012年底，2013年6月底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增长了8.57%，其中地方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增长了13.06%。

　　“这个数字很可能被低估了。”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副院长朱宁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指出，“中国债务的规模可能在25万亿元-30万亿元。”

　　尽管债务规模可能被低估，但在朱宁看来：“中国的债务规模仍在可控范围内，需要担心的是过快的增长速度。”

　　要了解增长速度有多快，首先要回答中国债务的构成情况。根据利得中国财富管理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政府债务风险初探》报告：在中国政府债务中，中央债务约占41%，地方债务约占59%。从债务资金的来源看，中央债务主要是发行国债，地方债务主要由银行贷款、BT(建设-移交)和发行债券构成。其中，银行贷款占到总债务的一半以上。

　　有这样一组数据：美国2003年－2007年的债务扩张幅度占GDP的比重约为24%；日本1986年－1990年扩张了13%；韩国1994年－1998年扩张了33%；而中国在2009年－2014年则增长了43%。

　　“尽管中国的债务水平比较低，但是增长速度非常快。”朱宁认为，“政府债务将是未来最大的问题。”

　　之前一组数据还有另一层深意：美国、日本和韩国在经历了债务5年高速增长之后，都出现了危机。中国是否会遭遇类似的情况？又或是爆发一场类似南欧少数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

　　“中国债务情况评判不适用欧美标准，中国属于快速发展的新兴经济体，债务形成中有一些特殊之处。”朱宁告诉记者。

　　根据IMF和世界银行等权威机构研究，通常认为，当一个国家负债率在60%以下、赤字率在3%以下时， 财政具有可持续性，不需要过于担心政府债务问题。中国审计署的数据显示：2012年底，中国全部政府性债务占GDP的比例，经或有债务调整后只有 39.43%，低于国际通常使用的60%的负债率控制标准参考值。

　　锦宏中国价值基金总经理徐之骞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的债务人主要是企业，而不是政府或私人消费者。”

　　更重要的是，借债用途不同。在徐之骞看来，与成熟企业相比，成长型企业的负债率往往要高一些，主要用于扩大产能。中国的借债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投资，最坏的结果可能是收获了一些华而不实的东西以及产能过剩，而欧美举债则是大肆用于消费。

　　央行调查统计司司长盛松成表示，中国债务结构正在改善，主要体现在5个增长和1个回落上，即西部地区贷款增速高于东部和中部地区，企业中长期贷款加速增长，小微企业贷款较快增长，涉农贷款余额增长，关系国计民生的保障性安居工程贷款余额同比增长。在这“五个增长”之外，产能过剩行业的中长期贷款增速回落。

　　“5个增长和1个回落”传递出这样一个信息：经过持续不断的信贷结构调整，特别是上半年采取定向调控后，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如棚户区改造、高 铁投资等)在政策倾斜和扶持下，获得了更多资金支持，并在提供就业、增加收入等方面扮演重要角色。而产能过剩行业的信贷资金投放，则开始逐步减少。

违约诱发危机？

　　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确定的债务率控制标准(参考值为90%－150%)来看，中国的债务率处于IMF确定的债务率控制标准参考值范围之内。债务率是年末债务余额与当年政府综合财力的比率，是衡量债务规模大小的指标。

　　国家审计署数据显示：截至2012 年底，全国政府负有偿还责任债务的债务率为105.66%。若将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按照19.13%、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债务按照14.64%的比率折算，总债务率为113.41%。

　　从未来偿债年度看：2013年7月至12月、2014年到期需偿还的政府负有偿还责任债务分别占22.92%和21.89%，2015年、2016年和2017年分别占17.06%、11.58%和7.79%，2018年及以后到期需偿还的占18.76%。

　　在朱宁看来：“中国快速增长的债务仍是未来最大问题。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是必然趋势，市场融资渠道越来越少，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另一方面，政府债务存在隐性担保，但是政府愿意承担多少是一个疑问。一旦突破了隐性担保的上限，势必会出现违约。”

　　“触发危机可能性最大的产品包括债务、信托等各类理财产品和货币基金。”朱宁进一步指出，“中国的地方政府债务，主要以贷款和信托为载体，平均期限是3年左右，但中国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还款周期一般在10年以上。如果没有一个地方债的市场来替代这些短期融资，这一期限错配难以解决。”

如何破解债务困局？

　　在朱宁看来：“利率市场化是最佳的解决途径。”

　　利率市场化从本质上来说，改变的是央行货币政策的传导方式，但是，它又作为一项特别的改革措施被专家反复提及。

　　朱宁认为：“利率市场化有非常积极的意义，所有的融资企业都是在交易所或者银行间市场进行融资，能否获得青睐取决于在市场的决定。除此之外，应该大力发展债券市场，并允许破产、倒闭以及债务违约。”

　　为此，朱宁正在撰写一本新书，预计在8月底前完成。他告诉记者：“这本书关注‘刚性兑付’，先期在美国发行。我的很多美国朋友对中国的政府债务和‘刚性兑付’非常感兴趣。”

　　与此同时，朱宁进一步阐述了“增量与存量”的辩证理论，在他看来，“一方面，要严控债务增量，要求政府保持平常心，杜绝大规模刺激，执行总量稳定的货币政策。现在真正的投资性融资需求并没有那么强，但债务滚动以及政府行政指令带来的无效融资需求越来越大。”

　　这一点可以从货币乘数的变化上看出端倪，现在货币乘数维持在4.3左右的高位。如果货币宽松，必然会导致信用扩张，进一步推高杠杆。

　　“在此基础上，加大力度消化存量才是根本出路，也就是说，必须堵上吞噬信贷资源的‘黑洞’，激活微观主体的利润创造。”朱宁所说的“黑洞”，是那些积累了庞大债务却又无力盈利的僵尸企业，它们只能依靠借“新”还“旧”来维持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