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史料记载，高唐州武城县旧治（今河北省故城县军屯镇关庙村东）丹阳公祠及讲书院建于金世宗大定年间。元世祖忽必烈入主中原，为稳固统治基础，访求金代遗逸之士。访得金正大元年一甲进士王鹗后，忽必烈把王鹗请入家中，为其讲解孝经、书经、易经及齐家治国之道，直到深夜。并赐宅大都。元世祖忽必烈建元中统，首授王鹗翰林院学士承旨。元世祖至元五年，高唐州武城县七品道士提领元志一，巡武城县旧治，看到弦歌台、丹阳公祠虽遭遇兵祸，但弦歌台八尺高耸，丹阳公祠朱衣大冠像立于弦歌台之巅，雄伟壮观。环视弦歌台，无一通碑记。武城县七品道士提领元志一就把巡视武城县旧治丹阳公祠有庙无碑的情况，告知山东曹州东明著名儒士，朝廷翰林院学士承旨的王鹗，希望他能来武城县旧治实地考察，并乞文以勒石。不久，王鹗与王磐（翰林院学士）一起沿运河南下武城，来到武城县旧治，面对高耸的弦歌台，雄伟壮观的丹阳公祠，王鹗思绪万千。武城县位于大运河两岸，对于“民不满千家，地不过百里，无山林保障之美，金玉诊怪之富”的普通小县，然能与“名州钜邑并称不冺”，是因为丹阳公子游曾经为武城宰的缘故。丹阳公子游在这里留下了“使君子爱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以礼乐为教而致弦歌之治”“、“杀鸡焉用宰牛刀”、以“行不由径，非公事不至其室”知澹台灭明之贤、丹阳公杖责不肖之徒之“行杖之地”等故事，这些故事塞满了《论语》。因此，这里雄厚的儒学文化底蕴。必将成为大运河畔国朝学子朝拜的圣地。王鹗提笔撰就了丹阳公祠题记，翰林院学士王磐题额，勒石立碑与弦歌台（此碑现存于山东省武城县图书馆）。

从金世宗大定年间初建到元泰定二年重修，六十余年未得修缮。王仲父子的改扩建工程，使纪念和教学更加有机结合。这大规模兴教助教之举，在高唐、武城、平原、夏津、故城、清河引起了轰动。翰林院学士承旨刘文赓沿运河北上进京过武城，听到王仲斥资助教的义举，便弃船登陆，寻访武城县旧治。看到丹阳公祠和讲书院建筑群，体验讲书院教学条件、教学环境。随后，刘文赓根据当地的儒学底蕴和弦歌台的地理环境，为讲书院定名“弦歌书院”并慷慨地为书院题写匾额“弦歌书院”。天顺二年，武城县衙把王仲斥资助教的义举上报朝廷。至顺五年，禹城才子，元朝实施科举考试第一个状元张起岩任礼部尚书，整理地方奏折。随后，把武城县上奏呈于元宁宗，朝廷嘉其斥资助教之义举，勑王仲为“义民”，立“育材兴贤”牌坊于儒学前，以旌表之。由张起岩保举，特聘济南潘通为弦歌书院山长。同时，张起岩在武城县衙的僚属、乡绅以及潘通山长的请求下，为弦歌书院题记。从弦歌书院兴盛到清代光绪年间戊戌变法废科举五百七十多年的时间里，培养造就了大批的国家栋梁、任人志士和知识阶层。他的覆盖面波及高唐、临清州及高唐、武城、夏津、平原、恩县、故城、清河、南宫等县，奠定了这个地域儒学文化的基础。

元代自大运河取直以来，对武城县丹阳公弦歌文化的弘扬，以及武城县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历代朝廷官员、儒生义士、文人墨客都到武城县旧治拜祭丹阳公。特别是放任地方的官吏更是络绎不绝，希望能得到丹阳公的庇护。丹阳公子游自然也就成了被历代武城人推崇的圣人。在对丹阳公子游不断推崇的同时，子游的诗书熏陶其民，礼乐教化其人的思想也对以武城为中心的地域崇文尚德文化底蕴的形成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