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的影响：由于人们广为相信同辈群体在危险行为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为此有关危险行为的研究更多关注于青春期同辈群体和朋友的影响。然而正如我们在第八章中看到的这种研究表明青少年危险行为中朋友影响所扮演角色比最初假设的更为复杂。尤其是研究显示，朋友间危险行为的相似是由于选择性交往和朋友间的相互影响所致。那是指，年轻人常常寻找与自身相似的朋友，他们对危险行为的倾向，也包括其他方面，但如果一直是朋友他们常会相互影响，就是他们危险行为发生的水平，将会非常的相似（Brown, 2004; Jaccard et al., 2005; Rose, 2002）。

有关青年人违法行为研究表明，朋友的影响被证明在“交往违法”(socialized delinquents)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Dishion & Dodge, 2005; Quay, 1987)。交往违法包括作为一个群体或团体的成员而发生违法行为。交往违法青少年很少独立犯罪，他们的心理过程和家庭关系与守法青少年极为相似。与之相反独立违法（unsocialized delinquent）青少年很少有朋友，常常独立实行违法行为。

交往违法青少年犯罪的原因与非交往青少年相似，都是在他们的朋友群体或小团体中违法行为是受到了支持和鼓励的(Dishion et al., 1999; Dishion & Dodge, 2005)。虽然他们可能与学校和其他成人制度格格不入但他们常常和他们的违法青少年友谊群体形成亲密的人际关系。他们不认为自己的违法行为是不道德的或异常的。而是将这些行为视为寻找刺激，提供像男人一样的勇气以及展示他们对他人支持和忠诚的一种方式，是群体一员的青少年，经常存在这一交往违法者的特征(Taylor et al., 2003)。

一系列研究提供了家庭因素和同辈群体因素与危险行为之间的联系。朱迪斯·布鲁克（Judith Brook）和他同事们(Brook et al., 1990; Kasen, Cohen, & Brook, 1998)提出：青春期毒品滥用发展的路径始于儿童期早期，他们缺少来自父母的关爱并且在家庭中还有剧烈冲突，经历这一家庭环境的儿童形成疏离或低自我控制能力，这些表现将通过毒品使用和与毒品使用同辈群体联合的方式在青春期表现出来。相反在童年与父母关系亲密并感受到来自父母的支持，将减少物质使用的可能，即便处在同辈群体毒品使用普遍的环境中也是如此(Brook et al., 1990)。其他研究也同样发现在青春期与父母关系亲密则与同辈群体的联系将会减少，这意味着物质使用减少(Bogenschneider et al., 1998; Keisner & Kerr, 2004)。

杰拉德·帕特森（Gerald Patterson）和他的同事们提出了一个相似的模型用以解释青少年违法行为（Patterson, 1986; Patterson, Reid, & Dishion, 1992; Snyder, Reid, & Patterson, 2003）。在他们一项长期的历史研究中，帕特森和他的同事们发现引发违法行为最早的危险因素始于婴儿期，婴儿具有挑衅和难以取悦的性格特征。这种性格特种对父母而言是极大的挑战，一个缺少爱和和耐心的回应，以及带有粗劣，不一致，或放纵的教养方式是需要改变的。这一家庭环境使儿童形成冲动和低自我控制的个性特征，这导致与其他儿童建立朋友关系变得困难。只有这些性格特征的儿童常常没有朋友。而与寻衅和被冷落儿童朋友群体的联系导致青春期儿童违法行为的发生（也见Garnier & Stein, 2002; Pettit et al., 1999）。

其他社会化影响因素：家庭和同辈群体因素已成为青春期危险行为相关的主要研究领域，但还有一些研究涉及到与危险行为相关的其他社会因素，例如学校、邻里（社区），以及宗教信仰。学校之所以受到关注是由于一个始终如一的研究结果：糟糕的校园表现与一系列的危险行为相关，尤其与物质使用和违法行为相联系（Bryant et al., 2003; Wilson & Herrnstein, 1985）。然而，用学校发生的问题，来解释危险行为并不成功，因为发生极为严重和持久的危险行为的趋势始于儿童入学之前(Moffitt, 1993, 2003)。

然而，有些研究发现所有校园环境都会对青少年危险行为产生影响（Kasen et al., 1998）。在第10章中就我们已讨论过由迈克尔·路特（Michael Rutter）和他的同事所开展的一项有关英国学校的经典研究（Rutter, 1983; Rutter et al., 1979），该研究显示了学校环境对青少年犯罪行为的影响。他们对伦敦的12所学校的青春期早期青少年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学校风气对违法行为发生率有巨大影响，即使社会和家庭环境对这些影响进行了控制。

除了学校风气，学校环境的其他两个品质因他们产生的积极影响而引人注目。一个是学校智力均衡，有一群聪明和追求成功的学生，他们遵守学校的目标和规则。这些学生常常通过被设为行为标准，以供其他学生模仿而成为领导者，阻止不当行为的发生。另一个品质被路特和他的同事称之为“学校的气质（ethos）”，这是指一种学校内在的信仰系统。一个正面的学校气质——强调学习的价值，奖励优秀行为，确定公平稳定的行为的准则——与青春期早期的低违法行为发生率相关。

邻里与社会因素与青春期危险行为的关系（尤其是与违规行为的关系）也已研究（Swenson et al., 2005）。社会学一系列经典研究关注于邻里因素对违法行为产生促进或抑制的方式（e.g., Whyte, 1943）。这些研究描述了对邻里同一性和凝聚性理解如何对制止违法行为发生影响。近期有关邻里和社团因素的研究显示，频率迁徙率与高犯罪和违法行为的发生率相联系，这或许是因为当人们频繁迁徙时，居住者和他们的邻居接触较少，较少关注邻居的观点（e.g., Sampson, Castellano, & Laub, 1981; Wilson, 1996）。与此同时，研究发现，邻里和社区有关毒品使用的准则，以及在社会上毒品的可获得程度与青春期物质使用相关（Petraitis, Flay, & Miller, 1995）。

最后，近几年宗教信仰与危险行为的关系已成为一个有趣的话题，众多研究发现，宗教虔诚度与青春期和成人初显期参与危险行为的程度成反比（Nonnemaker, McNeely, & Blum, 2003; Smith & Denton, 2005; Steinman & Zimmerman, 2004）。或许宗教信仰和宗教参与，和好学校与权威型父母一样，是一个保护性因素（protective factor），从而减少危险行为的参与。然而，与学校和家庭不同，宗教信仰的自我选择性只是一种可能性的解释。这是指，宗教参与可能对减少青少年的和初显期成人发生危险行为并没有多大的作用，但力争高道德标准行为的年轻人不易对危险行为感兴趣，而更易对宗教参与感兴趣。

预防危险行为最重要的是什么？Add增进健康研究：青少年危险行为所涉及的所有因素，那个最为重要？这一问题被刚进行的一项有关青少年危险行为的全面研究而解答——全国青少年健康纵向调查（the National Longitudinal Study of Adolescent Health，简称“Add Health”；Blum, Beuring, & Mann-Rinehart, 2000; Blum et al., 2000）。这一研究涉及全美7到12年级超过12000位青少年。要求他们回答的问题不仅涉及广泛的危险行为——物质使用，暴力、性，以及自杀行为，还包括青少年社会化环境的多个方面，包括家庭、朋友、学校、宗教。

和其他研究一样，此研究发现，危险行为与家庭影响，社会经济地位，和种族背景有巨大的联系，来自单亲家庭的青少年比其他青少年更易发生危险行为。来自高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的青少年较少吸烟，但更易饮酒。非裔美籍青少年不会使用物质或想到自杀，但他的易发生性行为并易卷入暴力事件。

然而，此研究还发现，这些因素与危险行为的关系极薄弱，并且只能对一小部分争论给予解释。这意味着只是简单的知道青少年家庭的结构，社会经济地位，或种族背景对于预防青少年危险行为作用不大。更重要的是，对预防危险行为影响更大的是，社会化的多样性，涉及家庭、朋友、学校，和宗教信仰多个方面。父母监控是发生一个危险行为极强的预测器；没有父母监督，却花很多时间 “只与朋友出去闲逛”的青少年，更易发生危险行为。正如这一研究的负责人罗伯特·布鲁姆（Robert Blum）所提到的，对父母而言最有用的是你需要介入你孩子的生活。知道他的朋友，了解他的朋友是干什么的，以及他朋友的父母是谁（Zuckerman, 2001, p.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