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质使用和滥用：年轻人出于不同目的而使用各类物质，这些可分为实验性的，社会性的，药用的，以及成瘾的(Weiner, 1992)。发生实验性物质使用的年轻人出于好奇的原因而尝试使用物质（使用一次或者可能有多次），但之后不会再次使用。青春期和成人初显期内发生的大部分是实验性物质滥用(experimental substance use)。当问及年轻人为何使用违禁毒品时，他们给出了几乎相同的动机：“想看一下它是什么样的”(Arnett, 1992)。

社会性物质滥用(social substance use)包括在社会活动过程中与一个或多个朋友一同使用物质。在青春期和成年初显期内，聚会和舞会是发生社会性物质滥用的一个常有环境。

药用性物质滥用(medicinal substance use)是为了减轻不快乐的情绪状态，例如:悲伤、焦虑、自由、或是孤独(Woodward & Fergusson, 2001)。出于这一目的的而使用物质被描述为一种自我调节(self-medication)方式(Miranda, Meyerson, Long, Marx & Simpson, 2002)。出于这一目的年轻人物质滥用率高于那个主要出于社会性或试验性目的而使用物质的年轻人。

最后，成瘾性物质滥用(addictive substance use)发生于当一个人开始很懒，经常使用物质以使身心感觉良好的状况下，成瘾性物质滥用在停止使用使他们成瘾的物质时，出现脱瘾症状（withdrawal symptoms），例如高度的焦虑和颤抖。成瘾性物质滥用主要包括定期或经常性地使用在本节中描述的四种物质。

在青春期和成人初显期中所有物质滥用从感觉上被认为是“问题行为”。如果年轻人发生这样的行为——成年人常有，将它们称之为“问题”。然而，我们这里所描述的四种物质滥用显示年轻人会出于截然不同的目的而使用物质，这从不同方面暗示了他们的发展。研究表明发生实验性或社会性物质滥用的年轻人比那些经常发生物质滥用的年轻人（药用和成瘾性使用的）心理要健康(Brook et al., 1989; Kandel, 1998; Shedler & Block, 1990)。然而，一个重要的、有挑战性的研究结果表明：发生实验性或社会性物质滥用的年轻人至少和那些“克制者”（从未使用物质的人）的身体状况相同。

这一现象的最好例证来自Shedler和Block一项经典研究的数据（对圣弗朗西斯科100名3至18岁的儿童进行跟踪调查的保密数据）。Shedler和Block（1990）在这些儿童18岁时将他们划分为实验性使用者，经常性使用者，以及克制者，并报告了他们之间的心理差异。试验性使用者使用过大麻“一次或两次”，几次”，或是“每个月一次，而且没有尝试过大麻以外的其他毒品（不包括酒精或香烟）。经常性使用者报告说每周使用一次大麻或使用多次，并尝试了至少一种大麻以外的毒品。而克制者从未使用过大麻或其他任何毒品。

心理学家对18岁的青少年的个性特征进行了评价（但他们对青少年是何使用毒品并不知道）。经常性使用者心理最不健康。他们常被心理学家评价为疏离的、易冲动的、自我放纵的、戒备的以及不快乐的。克制者虽然不像经常使用者一样严重，但他们也有确定的人格问题。克制者常被评价为：过度控制的，忧虑的，不愿表达的，疏离的。与其他两个群体的青少年相比实验性使用者心理最为健康，他们常被评价为更可爱，社会交往轻松，开朗。

这是否意味着为了为了改善青少年个性特征实验性物质滥用应该被推荐？事实并非如此，首先，这一研究反映了心理学方面的评价，但就道德、宗教、健康、法律的观点而言，无论毒品使用是否与心理功能有关，在任何层面上他们都会反对毒品的作用。第二，研究表明三个群体青少年个性特征的差异在他们进入青春期之前便已存在。在青春期会成为经常性使用者的儿童甚至在儿童早期已表现出缺乏安全感、易冲动，并且难以与他人相处的个性特征。与之相似，克制使用者在儿童时期就表现出过度控制、腼腆和忧虑的特征。为此，历史数据允许我们做出如下制断：青少年在青春期使用毒品的水平并不会导致他们个性特征的形成，反而是个性特征的反映。

比克制者和实验性使用者的差异更重要的研究结果是：Shedler和Block的研究以及其他的研究(1990)青春期经常性的物质滥用——接近于物质滥用，而不是偶发性的物质滥用——反映出严重的发展问题。除了Shedler和Block(1990)发现的个性缺陷之外，经常性使用者在学校中更易发生问题，例如，不与同龄人交往,亲子关系存在问题，并且会发生违法行为(Brook et al., 1989; Tubman, Gil & Wagner, 2004)。经常性使用者患抑郁症的可能性是其他青少年的3倍，这可能是自我调解成了经常性物质滥用的动机(Repetto et al., 2004; Saluja et al., 2004)。

物质滥用的预防：为预防或减少年轻人物质滥用的努力多来自于学校(Dryfoos, 1998)。学校尝试了多种方法。有些方法旨在提升学生的自尊，他们相信低自尊是引发物质滥用的主要原因。有些方法展示了物质滥用对健康造成各种伤害的信息，期望通过这些年轻人对物质滥用产生的影响来减少他们对这些物质的使用。其他方法，包括最广为使用的一个方法，“挑战极限”，主要说明了教育学生抵制来自“同辈群体的压力”，这一方法认为同辈群体的压力是年轻人使用毒品的主要原因。但这些方法没有一个能有效运行(Triplett & Payne, 2004)。

一些较为成功的方法主要关注的是家庭功能，解决可能使青少年发生物质滥用(Austin, Macgowan & Wagner, 2005)的条件和因素，或是揭晓如何去增强诸如父母监控（parental monitoring）的技能——至少父母要知道小孩子在哪，在任何确定的时间孩子在做什么(Kerr & Stattin, 2000)。例如，在一项研究中，高危险的年级学生和他们的家人接受了拍摄，并参加了评价父母监控的实验任务，父母随后接受了提升监控技能的指导，并被要求在接下来的四年中每年给予反馈(Dishion et al., 2003)。与对照组的青少年相比，实验组报告的物质滥用率较低，而且实验组父母报告的监控水平要高于对照组父母。其他成功的方法结合了一系列举措，实施范围也不仅限于学校，还包括家庭、同辈群体以及邻里(Horn et al., 2005; Swenson et al., 2005) 。我们将在接下来的内容中更为细致地讨论这一多系统方法（multisystemic approach）。大多数成功的方法同样始于幼年，并继续运用其中(Perry et al., 1996; Stockwell et al., 2004)。

关于初显期成人，物质滥用预防尤其关注的是大学生群体生活和酗酒问题。方法包括大学过程提供有关酒精使用和滥用的培训研讨会，散发有关酒精知识的小册子，资助不含酒精的活动，并要求地方酒吧限量供应低度酒水(Kalb & McCormick, 1998)。总之， 这个方法对大学生饮酒行为影响较小(Okie, 2002)。

最近常用的一种方法是提升学生对下面这一点的认识。学生们相信同龄人饮酒高于真实的数据，而这可能形成一种行为标准。社会标准方法基于以下前提：如果学生认识到他们很多同龄人并不酗酒，他们自身的饮酒量将会少些。然而，虽然有些社会标准方法观察出喜人的结果(Kalb & McCormick, 1998)，但一项针对超过一百种社会标准方法进行的五年的研究发现：它们不仅没有对经常性酗酒行为产生影响，反而增加了过度饮酒对酒的消耗量(Wechsler et al., 2003)。酗酒已成为校园文化的一部分，是很难因干预措施而改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