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青少年生理和认知的变化可能成为亲子冲突的基础，但并不是说这样的冲突是“正常”的和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律。青少年生理和认知的变化在所有的文化中都发生过，但是亲子冲突并不是在所有的文化中都很明显（Arnett,1999a）。文化可以把很多原材料用多种方式加工成形。这对于亲子冲突和本书中提到过的其他话题同样适用。

在美国白人的传统文化中，亲子间这种频繁、琐碎的冲突是少见的（Schlegel & Barry,1991;Whiting & Edwards,1988）。部分原因是经济。在传统文化中，家庭成员往往在经济上互相依恋。许多处于这种文化的家庭成员每天花大量的时间在一起，在家庭企业中劳动（Schlegel & Barry,1991）。儿童和青少年为生活中的必需品而依恋父母，父母也看重孩子对家庭劳动的贡献。亲戚们都希望相互协助，在需要的时候互相帮助。由于家庭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度很强，维持家庭和谐显得尤其重要（Schlegel & Barry,1991）。

然而，除去经济学和日常生活结构在传统文化中对较低亲子冲突的作用，还有其他因素。亲子关系的低冲突率不仅在非工业化传统文化中存在，同样也存在于高度工业化的传统文化中，例如日本和台湾（Zhou,1997），还有美国社会中的部分美籍亚裔文化和拉丁裔文化中（Chao,1994; Harwood el.,2002; Suarez-Orozco & Suarez-Orozco,1996）。这表明，对父母权威和青少年独立性影响更大的不是经济而是文化信念。如前所述，这些文化中父母的角色带有更大的权威性，所以也就使得这些文化中的青少年更少地向父母表示分歧和怨恨。（Arnett,1999a; Phinney el.,2005）。传统文化中的青少年并非从不抵制或拒绝父母的权威、质问父母并与他们争吵（Phinney el.,2005;Phinney & Ong,2002）。和西方的青少年一样，他们在青春期经历着生理和认知的改变，这可能会使他们倾向于抵制父母的权威。但是社会性不仅影响人们的行为，而且塑造他们的文化信念和看待世界的方式（Arnett,1995a,2006b;Shweder el.,1998）。对那些一贯强调父母和其他长者的地位和权威的文化中长大的人而言，在青春期不可能怀疑父母的权威，或抱怨父母无视自己生理和认知的成熟。这只因为在他们看待世界的文化信念中，不存在这样的疑问。因为出于对父母的尊敬和自己的本分，即使他们与父母有分歧也不会说出来（phinney & Ong,2002）。

理解传统文化中亲子关系的一个关键点是，在非西方文化中对独立的强调不像西方文化中那样重要。在西方文化中我们可以看到，控制青少年自主往往成为亲子冲突的一个根源。但是，西方的父母和青少年都认为独立是青少年走向成人的最终目的（Alwin,1988）。在西方，那些初显期成人希望了解他们何时离开父母、经济独立，为自己行为负责的人（Arnett,1998a）。

青少年迈向自主的速度是亲子冲突的一个源泉，这并不是因为父母不希望他们的孩子最终独立，而是由于亲子双方在朝向自我成长这个终极目标的过程中，他们的关系需要不断地调整和适应。在一个青少年被期望能够独立和自我满足的文化中，不断增加的自主可以为他们的生活做好准备。在西方，亲子关系中的讨论、协商和争吵可能为青少年踏入一个政治多样、民主的社会做好准备。

非西方文化并不把独立看成青少年发展的结果。无论在经济上、社会上还是心理上，互相依恋比独立更具价值，不仅在青春期是这样，整个成人期也是如此

(Markus&Kitayama,1991,2003;Phinney,kim-jo,Osorio&Bilhalmsdottir,2005）。按照Schlegel和Barry(1991)的研究：在传统文化中“据我们所知，由于家庭成员在经济上的互相依恋，独立不仅意味着自私自利，也是鲁莽和缺乏理智的代名词”（p.45），在西方个人主义文化中，青少年自主性的骤增，青少年要抵制和和挑战父母的权威；而对于传统文化中的青少年而言，相互依恋性是最高的价值准则，终其一生，每个人在家庭阶层中都有清晰的角色定位和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