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我妈妈把我当一个大人看待——帮她购物、做晚饭、照顾我的弟弟，她还对我说‘你已经13岁了，应该比这知道的多’。可是，有时候，特别是当我很想做一些事的时候，比如去一个所有人都参加了的聚会，她却说‘你太小了不能去’。”

                      ——伊丽莎白，13岁（Bell,1988,P.55）

批评性思维：

如果把习俗复杂性的观念应用于美国白人文化中的亲子冲突，那么这种美国式的冲突如何反映特定的文化信念呢？

为什么亲子冲突比以前增加了呢？为什么青春期早期是亲子冲突的高发期呢？部分的解释是青春期生理和认知上的变化。从生物学的角度上看，青少年进入青春期身体变得更强壮，这使得父母仅靠身体上的优势来实施权威变得困难。另外，青春期也代表着性成熟，这意味着性可能成为冲突的一个来源——至少是间接的——这在儿童期是不会成为问题的（Arnett,1999a; Steinberg,1990）。早熟的青少年与“正常的”青少年相比更容易和父母发生冲突（Collins & Laursen,2004）,这可能是由于性问题过早地出现了。

从认知上说，青少年抽象思维的完善使他们比以前更善于辩论，也使得父母在与他们的争吵中更难取胜。根据心理学家Judith Smetana 的观点，冲突可能反映了青少年和他们的父母在对青少年自治范围的认识和界定（Smetana,1989;2005）。冲突的争论点在父母看来是社会习俗而在青少年看来则是个人选择问题。Smetata的调查显示，尤其在青春期早期，父母和孩子经常会在青少年应该穿什么样的衣服，留什么样的发型和卧室布置风格上意见相左（Smetana,1989,2005; Smetan & Asquith,1994; Smetan & Gaines,1999）。父母通常认为这些事应该由他们决定，至少应该参考他们的意见，但是青少年觉得这是他们自己的事情应该自己作主。青春期早期是冲突发生的高峰期可能是因为这是青少年第一次对新的自治有决断力，并且父母也在适应孩子的成熟并对孩子放权多少进行思想斗争。Smetana和其他研究青少年及家庭的学者们认为，可以把冲突看成建设性的并且是有用的，因为冲突能促进家庭系统中一个新的平衡的形成，从而使青少年获得更多的自治（Collins,1997; Laursen & Collins,2004; Steinberg,2004）。

尽管大部分亲子冲突源于一些小事，但一些表面上的小事可能反映了深层次的价值观（Arnett,1999a）。例如大多数美国父母和青少年很少谈论性的问题。在这样一个艾滋病和性传播疾病泛滥的时代，如果父母不关心孩子的性行为确实令人奇怪，然而父母们就是觉得在这类话题上难以启齿。结果，当他们想说：“那样穿太性感了”的时候可能只会说：“你不能穿这样的衣服去学校”。当他们想说：“那家伙看起来性饥渴，我担心他会对你有性要求而你会喜欢这个主意”的时候却只是说：“我认为你和他约会是不是一件好事。”而他们要求“11点之前必须回家”可能是想说：“电影10点就结束了，我不想你在10点至回家这段时间有性行为。”

性问题不是唯一要用这种间接方式表达的话题。“我不喜欢你在那种闹哄哄的地方呆到很晚”可能意味着“他们看起来像是在吸毒，我担心他们也会怂恿你尝尝。”而关于宵禁的争吵则表明父母暗示着“你越早回来就越不可能跟那帮朋友酗酒，这样更能保证你不会有发生车祸的危险。”

由此看来，这些争论可能并不只是关于小事，而都是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Arnett,1999a）。由于青少年表现出的高风险行为,父母有理由关心青少年的安全和幸福(正如第13章所见),但是他们也知道在美国主流文化中当孩子进入青春期时，父母应该适度放权。结果可能就是他们通过间接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担心，这样问题看起来就不那么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