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几十年的社会科学中，学者们不停的争论生物学和环境与人类发展的重要关联。在这个天性与养成之争（nature-nurture debate）中，一些学者声称人类的行为能够用生物学因素（天性）来解释几乎没有环境的原因，但是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与生物学一点关系也没有反而能够用环境因素（养成）来解释。近几年，尽管学者们继续的在争论着天性与教养哪个更强大，但是大部分学者也达成一致，认为生物学与环境都在人类发展的进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cf. Baumrind , 1993 ; Scarr , 1993）。

假设意义深远的生物学改变发生在青少年期和成人初显期，那么天性-教养问题也许会与这一时期有特殊的关联。在这方面有影响的，而且在本书中我偶尔也会用到的一个理论：基因型-环境交互作用理论（theory of genotype-environment interactions）（Scarr , 1993 ; Scarr & McCartney , 1983）。依据这个理论，基因型（一个人的遗传基因）和环境都对人类的发展做出了最基本的贡献。而且，遗传与环境的相对力量是很难拆开的，因为我们的基因实际上能够影响我们所处的环境。以我们的基因类型为基础，我们在能考虑到的范围内创造我们自己的环境。这些基因型—环境交互作用理论包括三种形态：消极的、遗传的以及积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