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被称为“犯罪群体”的群体/法律犯罪的群体而非心理犯罪的群体/犯罪由群体的彻底无意识行为导致/比如，法国九月大屠杀的发起人的心理就是如此/这种群体的理性逻辑、情绪状态、暴力行为和道德状况都需要关注。

我们必须关注这样一个事实：群体有了兴奋体验后，很容易进入一种纯粹的机械且无意识状态，他们会被旁人的鼓吹和煽动所牵引，我们很难限定何种情况是犯罪行为。我依然对这种谬误的“限定”持保留态度，因为心理学家们近期的各项调查已经完全使其成为一种常见状态。群体的某种特定行为会被界定为犯罪行为，假如很少被其自身意识到，但他们的某些状况下的犯罪行为就像仅仅为了消遣而任由老虎吞噬掉印度人一样。

通常群体犯罪的主要动力是一种强有力的鼓吹和煽动，每个参与如此犯罪行动的个体坚定地相信自己有义务服从这种煽动，这样的状况已经远远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犯罪行为的范畴。

历史上的群体犯罪行为可以解释之前发生的事情。

巴士底狱的管理者侯爵洛奈被杀案就是群体犯罪行为的典型案例。攻占了巴士底狱的管理要塞后，情绪相当兴奋的群体的行为导向受到某种力量的鼓吹。群体中有人提议要绞死侯爵洛奈，砍下他的头并将其拴在马尾巴上。在双方交火时，侯爵洛奈失手打死了一个农民，这时候，群体中的某个人做出如上提议，这一提议瞬间得到了群体的附和，群体觉得被管理者杀死的人有权力剪下他的喉舌。

“群体中的一个本身比较迟疑的个体（其本职工作是厨师，参与攻占巴士底狱行动单纯的好奇心）被鼓吹地相信他参与行动是为了大众的尊严，被冠以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爱国，他甚至相信自己毁灭了统治猛兽，理应得到无上荣誉。人们给他一把剑，将侯爵洛奈的脖颈横陈在他面前，但那把用以解决侯爵生命的武器实在不够锋利，于是他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一把黑柄小刀（那是他在后厨割肉的刀）成功解决了那条鲜活的生命。”

上述的整个杀害过程是一个非常清晰的例子。个体都会服从这种有力的煽动言论，因为他们是起源一脉的集体，杀人者会坚信自己做了一件意义非凡的事，坚信自己会获得同辈公民的团结一致的呼吁并享受其中。这样的行为会被界定为法律层面的犯罪行为，而非心理层面的犯罪行为。

犯罪群体的大体特征正如我们看到的：轻易接纳煽动语言、极易受骗、情绪极不稳定、过分夸大的善恶判断且对道德持有特定的看法。

我们可以发现，法国历史上那些最凶残的画面中的群体身上都带有这些特征，比如制造了“九月屠杀”的群体。事实上，他们与制造“巴士底狱屠杀案”的群体何其相似。这里的细节我参考了依波利特·阿道尔夫·丹纳（Hippolyte Adolphe Taine）的记录，他在当时拿到了最一手的资料。

我们无法准确找出行动命令人和提议清剿监狱、杀光犯人的人。无论那个人是不是乔治·雅克·丹东（Georges Jacques Danton）（法国大革命的主要首领），这都不重要，我们最感兴趣的是煽动群体做出屠杀行径的强有力鼓吹言论。

杀人群体有三百多人，这是一个典型的异质性群体。除了极少数的“职业流氓”以外，他们大多数是营业员和各行各业的手艺人：鞋匠、锁匠、理发师、泥瓦匠、邮差等。在强有力的言论的鼓动下，他们如上面提到的厨师一般，坚信自己肩负着完成爱国主义使命的责任。他们一下子涌进政治领域，扮演法官和行刑者的角色，在那个瞬间，没有人会视自己为罪犯。

这个群体深深意识到他们肩负的重要义务，他们开始组成某种形式的审判法庭，由此，我们也可看到群体所谓的“正直”和其对“正义”概念的原始理解。至于他们所决定的数量巨大的被控告名单更是将贵族、祭司、警官以及国王的家奴都考虑在内，在那些所谓的“爱国主义者”眼里，上述这些的职业便已是他们负罪的足够证据。这些职业者理应遭受屠杀处置，决策不需任何特别考虑。其他人则应根据其面相和声誉决定处置。这样才能满足群体的本初良心。进而，群体更可以以“合法”的名义进行屠杀，任由骨子里那些残暴的基因支配行动，而这些基因正如我们在前面讨论的，会在集体中无限扩大。但这种集体中常见的共同天性不会阻止其他相反的情绪表现——比如像残暴情绪一样极端的善意。

“他们同情心极度泛滥，且异常关心巴黎劳动人民。在修道院时，革命群体中的某个人得知监狱里的犯人已经断水26个小时后，虽然刚被命令要处死监狱长并正打算行动，但因为犯人们为其求情而作罢。当临时裁判员宣告一个犯人无罪时，在场的所有人（包括监狱看守和革命屠杀者在内）都异常高兴地彼此拥抱并疯狂鼓掌。”而这个场面发生没多久之后，大屠杀又重新开始。在整个过程中，群体中蔓延的欢乐未曾消失。人群载歌载舞，还特别安排了可供女士们休息的长椅，她们可以坐在上面尽情享受观看屠杀贵族的全过程。这种“展览”靠某种特殊意义上的正义一直进行着。

一名参与屠杀的屠杀者还抱怨女士们坐得太远，只有几名女士真正享受屠杀贵族的场面，群体授意观摩屠杀的合法性，并决定让屠杀者排成两排，使受害人在屠杀者中间滑过，屠杀者们可以用剑背对受害人进行二次伤害，以增加受害人的痛苦。在拉弗斯监狱中，受害人们被剥去衣服，一丝不挂地逐一刻上印记，整个过程持续半个多小时，最后还要把他们肢解，露出人体内部，还要保证每个观摩人都在绝佳的角度观察到这一幕。

但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屠杀者们也会肆无忌惮地展示他们的道德感，他们拒绝私吞受害人们珠宝钱财，而是将这些都交到革命委员会的办公桌上。

群体的这些原始的理性和精神特征可在他们的行动中显示出来。在屠杀了1200个或者1500个国家公敌后，有人提议说，另外一个监狱里关押的都是年老的乞丐、流浪汉和青年犯人等，都是“现实中的废物”，是理应被除掉的人群。大家立时采纳了他的建议。同时，他们坚信，这群人中有很多是人民公敌，比如，他们这样形容监狱里的一个叫得利来（Delarue）的寡妇，“她在监狱里一直处于疯狂状态，她一直扬言，如果可以，她一定会防火烧了整个巴黎！她是最应该除掉的人。”此项议题得到大家的认同，他们坚信此监狱中的人都该屠杀掉，所以，这个监狱中，包括50名12岁到17岁的孩子在内的所有人都被杀掉了，无一幸免。在他们看来，这些孩子也是人民公敌，也该被清理掉！

一周之后，所有的杀戮将要结束，屠杀者们也可以休息一下了。他们都深深坚信，自己为国家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他们集体来到权力部门，要求得到一个能够让他们满意的回应，甚至有些极度狂热者要求政府颁发奖牌。

1871年法国大革命中发生的事件与一些群体研究结果惊人相似。在日益增长的群体力量和他们看来的权威部门下达的连续性命令的影响下，我们注定会看到很多与此本质相似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