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给“道德”的定义是：持久地信守某一社会习俗，始终克制内心欲望的冲动。那么，群体就不可能是道德的。因为，群体的特点就是冲动、多变，所以，它们很难遵守这些约定。但是，假如我们对道德的定义稍加调整，把某一特定时间内表现出的优秀品质，诸如：舍己为人、自我牺牲、不求名利、乐于奉献、渴望平等，归为道德的内容，那么我们就可以拍着胸脯说，群体时常表现出极高的道德。

在研究群体的心理学家中，有一小部分人只着眼于他们的犯罪行为。当他们发现群体常有犯罪行为发生时，就给出结论：群体的道德水平很低。

事实上，心理学家只看到了冰山一角，并不了解群体行为的动机。这种行为之所以经常发生，是因为我们继承了从原始时代遗传下来的野蛮和破坏的本能，它蛰伏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在日常生活中，单独个体是不可能将这些本能显现出来，因为那样会给自己带来危险。但是，倘若他融入一个不负责任的群体，在意识到自己不必接受惩罚时，就会彻底释放自己的原始本能。在生活中，我们不可能向自己身边的人发泄破坏性的本能，只好将它发泄到动物身上。群体狩猎的激情与凶残就源于这种本能的释放。群体慢慢杀死丧失反抗能力的牺牲品，正是一种相当懦弱、残忍的表现。不过在哲学家眼里，这种残忍同几十个猎人聚集成群用猎犬追捕和杀死一只不幸的小鹿时表现出的残忍如出一辙，没有实质性地区别。

群体可能会像个恶棍一样去打家劫舍、杀人放火，做出许多恶行，但是，时常也表现出极高的乐于奉献、不追名逐利的举动，而这些举动是单独个体根本不可能做到的崇高行为。当群体以名誉、光荣和爱国主义作为号召时，群体中的个体最易于受到感染和鼓舞，个体甚至可以为此抛头颅洒热血，万死不辞。像十字军东征和1793年民众志愿参军（最终法国成功抵抗入侵）那种事例，历史上不胜枚举。只有群体才能爆发出这样不追名逐利、舍生取义的大无畏精神。群体为了自己一知半解的信仰、观念和只言片语，便慷慨赴义，这样的事例何止千万！不断举行游行示威的群体，很有可能是在听从一道命令，而并非为了增加自己养家糊口的薪水。虽然个人利益是单独个体行为的唯一动机，但是不可能因此转化为群体的强大动力。个体智力难以理解，但可以确认的是，支配群体走过诸多战争的肯定不是个体利益，因为在战争中，民众宁愿遭到杀戮也不愿就此罢手，好像被猎人施了催眠术的小鸟一样。

群体能让好人变坏人，也能让坏人变好人。哪怕是一个由恶棍组成的群体，往往也会表现出崇高的道德水平。泰纳列举了一个事实，九月惨案的罪犯把他们从被杀戮者身上找到的钱包和钻石统统放在会议桌上，并没有占为己有，虽然他们本来可以那样做。类似的事例还有1848年的七月革命。占领了杜伊勒利宫的人们并没有拿走宫内的任何物品，尽管那些金银珠宝对他们而言都是平日中不可多见的宝物。

群体对个人的这种道德净化作用不是一个普遍现象，但是时常会发生。甚至不需要在那种动荡不安、连年征战的生存背景下，也能看到的情况。我们在前文中说过，剧院中的观众要求舞台上的英雄有着夸张的美德；同样，群体中的个体也会彼此要求（对方），摒弃不良品质，收敛鲁莽行径。在群众集会中，即使成员的品质良莠不齐，但是也会表现得有模有样、正襟危坐。不论是放荡不羁的浪子，还是拉皮条的和粗鲁的人，在某些危险的场合中，经常陡然间变得轻声细语。

群体虽然经常放纵自己的本能，但是他们也时常成为道德的楷模。不追名逐利、绝对服从命令、勇于为真实或虚幻的理想舍生取义，如果把这些崇高品质都纳入道德中的美德范畴，那么，群体绝对具有这种美德，并且在此方面所达到的高度，即使是最聪慧的哲学家也难以企及。这些美德都是群体在无意识条件下表现出来的，所以，我们不应该过于求全责备，认为群体受无意识因素支配，不善于总结和思考。倘若有一天群体开始善于开动大脑，考虑得失，或许，地球上将再也看不到文明，人类也不会再谱写出新的历史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