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小部分的超心灵感应怀疑者试图重新复制超心灵感应支持者的实验，但从未成功。这一现象几乎激起了所有研究者（包括支持者和怀疑者）对超心灵感应的兴趣。

超心灵感应支持者在数十年中找到比怀疑者更多的有效证据。怀疑者常常收集到无法证实超心灵感应的证据，致使一些人开始怀疑成功实验的可靠性。从另一方面来说，支持者越来越相信超感知觉是存在的。同时他们也想知道，如果所有的研究者在毫无察觉中使用超心灵感应对实验结果（既有积极结果也有消极结果）进行影响，最后的结果会怎样。

鉴于这些发现，持相反观点的两位研究者决定一起做相同实验。88一位是思维科学研究所(IONS)的研究员领导、超心灵感应支持者玛丽莲·施利茨（Marilyn Schlitz），她曾成功指挥并参加多次实验；另一位是英国赫特福德大学教授，超心灵感应怀疑者，理查德·怀斯曼（Richard Wiseman），他至今未能对自己发现的结果进行二次验证。两人同意在怀斯曼任教的大学进行相同的实验，届时使用相同的科学实验方案、相同的数据处理方法以及相同的实验资助经费。他们互相检查，防止由于志愿者的失误或者自己的疏忽所导致的方法或者计分上的错误。最后，施利茨的实验得分大大高于概率，是一次成功的实验；而怀斯曼的实验则刚到概率水准，无法提供超心灵感应不存在的证据。

鉴于超心灵感应的未知性，两位研究者想知道如果他们将个人信念多点儿（或少点儿）传递给志愿者，抑或如果他们的信念会对结果产生极大影响，最终的结果又会如何。两位研究者又进行了两次实验，一次是在怀斯曼任教的大学，一次是在施利茨任职的实验室。第二次实验的结果与第一次的基本一致。施利茨的志愿者身上体现了细小但具有标示意义的超心灵感应的证据；怀斯曼的志愿者只展现出小巧合。在第三次实验中，两位研究者都未能提供超心灵感应存在的证据。这使他们重新考虑一个将实验者信念的力量思考在内的开放性问题。

若干年后，研究员凯文·沃尔什（Kevin Walsh）和研究员加勒特·莫德尔(Garett Moddel)在测试两组志愿者（一组是支持者，另一组是怀疑者）心灵感应时递给他们一页关于心灵感应的说明。一组人拿到的是超心灵感应研究的正面积极说明，另一组人拿到的是负面消极的说明。看到积极正面说明的支持者完成测试后，认为结果是积极的；看到消极负面说明的支持者也得到正分，但是他们的得分明显低于平均水平。得分最低的是拿到负面消极说明的怀疑者。在实验的最后，研究员得出结论，“信念和动机会影响超心灵感应实验的成功”。

后来，怀斯曼选择大学生作为被试群体，进行了一次未被公开的类似实验。他在实验之前增加了一个环节，询问所有受测者对于超心灵感应的相信度，并从中选出最坚决的支持者和最坚决的怀疑者作为最终被试群体。结果表明，超心灵感应支持者受到很大正面影响，怀疑者几乎未受影响。

实验说明了什么？实验说明方法上没有缺陷，而是研究员的信念和态度会影响志愿者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