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有很多团体因为特殊的信仰和价值观走到一起。大多数政治团体、宗教团体和服务组织都以一整套的共同信仰、价值观、目标和规章原则为组织基础。尽管团体中的成员有不同的技能、活动、知识或者经历，但他们始终朝着与团体根本价值观保持一致的方向前行。所以，对于那些与团体价值观的大方向一致的经历，即使并非每个成员都有过类似体验，他们亦会毫不质疑地选择支持。

但是，这类团体绝不会认同任何会从根本上挑战他们所秉承的根本信仰的经历。奥利维亚清楚地知道她的预感不符合自己所属教派所秉承的根本信仰，该教派历史上曾将超感知事件近似等同于巫术、超自然、恶魔崇拜等，甚至直至今日，该教派仍与超感知事件保持着让人不安的距离。与她同属一个教派的同事或者朋友也无法理解她关于预感经历的分享。她从未听同事或朋友描述过超感知事件，这让她以为只有自己有这种经历。奥利维亚的预感与她最深层次的精神信仰已经紧紧地缠绕在一起，缺少团体的支持让她感觉自己被孤立在外。

也许奥利维亚一直认为同事和朋友并没有准备好接受她的信仰的想法是对的；她感到她们对预感的坚持与她如此不同而让她难以接受，这也许也是对的；更或许，她们会对奥利维亚的相关经历以及其对此的理解做出消极地判断。

所以她小心翼翼地避免谈论任何不同于已获得团体普遍认同的信仰的经历。但正是由于没有向他人展示她生活中如此重要的一面，她在自己与精神团体之间无意识地建立了一道情感鸿沟。她故意营造着一种他人都会接受自己的假象，却在这个过程中失去了被他人所接受的真实自己的最重要的东西。

宗教组织并不是唯一抵制预感或强加给其成员一整套信仰模式的机构，科学组织同样地提供了一套看待宇宙的固定模式，对其成员施加类似的迫使其与组织达到思想的一致的压力。总的来说，科学组织对超感知事件、有关超感知的研究以及那些为之殚精竭虑的研究者表示出了高度地怀疑。

科学性专业组织之所以强迫其成员抵制超感知事件，并不是因为研究本身，而是因为超感知的思想挑战了他们对物理学的概念。按照社会学家罗宾﹒沃夫特所说，超感知经历就好像是“打破科学正统观念的宣言”，⁷²无论是从专业角度还是个人角度来说，科学家都比其他任何领域内的专家更有可能抵制那些谈论超感知事件或有相关经验的人。

正因如此，科学家们比其他领域的专家更少地说出自己的超感知经验，更少地相信他们自己对一些不同寻常的事将要发生的感知。心理学家查理斯·塔特（Charles Tart）花了近十年的时间与专业的科学家讨论超感知。他知道，超感知事件在科学家日常中的出现的频率与其他人一样，但当科学家个人的超感知事件来袭时，他们的反应更多是像奥利维亚一样把它当做一种秘密。塔特在报告中提到，在他发表完演讲之后，科学家们通过各种方式接近他，在没其他人在场的情况下讲述他们的超感知经历。“这种经历让他们觉得很是迷惑，或是在他们的占据了重要的情感位置，但又处于害怕被同事或朋友抵制和嘲笑，而不愿告诉他们”。[塔特原稿]

和奥利维亚一样，他们并不认为同事会相信他们，并且害怕坦白这种经历会毁掉他们的事业。结果是他们会像奥利维亚一样感到更加孤独。无论是奥利维亚还是这些科学家，他们采取的使自己不被孤立的自我保护方式实际上却增强了他们的孤独感。

自我暴露是团体建立的一项必要工具。没有一些可能带有风险的自我暴露很难建立起友谊。当我们慢慢地分享自己的内在世界，尊重那些向我们坦陈自我的他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信任和尊重会内化为一种友谊。也许奥利维亚塔以及他所提到的科学家坚持不冒险暴露自己如此重要和脆弱的方面是对的，但如果他们一直保持沉默，就会错失与生命中的重要他人的基本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