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的泥丸捏成了最终的人形，

最后的收成便是那最初的种子：

天地开辟时的老文章

写就了天地掩闭时的字句。

昨日已准备就今日的发狂：

明日的沉默，凯旋，失望：

饮罢！你不知何处来，何故来：

饮罢！你不知何故往，何处往。

——莪默·伽亚谟（Omar Khayyam）

心理决定论断言，我们所持有的每一种想法与感受和我们所表现的每一种行为，都是由过去的事件所引起的。虽然，决定论也许不会与你可以自由决定今天早餐吃什么的想法相吻合，但是，科学却是建立于决定论基础之上的。科学的目的是为了描述、理解、预期和（慎重地）控制我们自己和我们的世界——理想状态下，是为了一个更好的人类和世界。精确的预期要求所发现的过去与现在的关系或联系，在未来会继续存在而有效。想象一下，如果在你每一次击打桌球时，物理定律就发生一次改变，你还能预测桌球的运动轨迹吗？又或者，在没有道路交通标志及交通信号灯指挥下，你又该如何走过车辆横冲直撞的马路？所幸的是，自然规律是相对恒定的，而我们有能力运用科学的方法来揭示稳定的物理关系和心理关系，甚至可以发现不稳定性的原因。具体而言，有两种心理学思想流派，即精神分析和行为主义，都强调过去事件决定我们生活过程的重要性，就如同物理规律决定桌球的运动轨迹一般。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早年是一位雄心勃勃的维也纳神经病学家，在其早期职业生涯中，他尝试着去治疗其他医学专家不能甚至不愿帮助的患者。这些人经受着诸如瘫痪、失明、发狂和沮丧等严重病症的困扰，而且他们已经用遍了当年所有其他可行的治疗方法。在弗洛伊德出现之前，这些患者被人遗忘、独自与疾病相斗争，这很像当年的津巴多，他也独自承受着百日咳的折磨。弗洛伊德尝试着去帮助那些19世纪“碰不得的”中产阶层人们，在这么做的同时，亦为他个人赢得了非凡的名望。

初期，弗洛伊德并不知道该如何治疗这些棘手的病例。弗洛伊德在缺乏先例以作借鉴的情况下，通过倾听当事人的心声来开始他的治疗。他让他们通过讲述自己的故事来引导他们自己的治疗进程。这使得弗洛伊德始总能进入到他们过去的心事中去。在一个典型的治疗会谈时段内，弗洛伊德极少谈及自己，而是仔细地并不做判断地倾听当事人们自己过去的故事或任何他们想说的事。这种治疗方法是如此成功以至于一位弗洛伊德的早期病人称之为“谈话疗法”：倾听起到了清扫烟囱的效果，能除去那些很久以前就开始积压的心理尘垢。尽管现代心理学和精神病学已经抛弃了弗洛伊德理论中的许多论点，但他敏感地非判断性倾听方法，在现代心理治疗中仍占具着核心位置。

不论怎样，个人经历并非是“过去”对人心理生活产生影响的唯一原因。弗洛伊德感觉“过去”也会通过“Id”（ 汉语音译为“伊特”或“伊德”；意译多为“本我”，也有译为“私我”或“它我”等）来表达自己。在弗洛伊德的德语原文中，“Id”实际上是“Es”，即表示“It”（它）的德语代名词。不幸地是，英语翻译者强调了弗洛伊德著作中的医学色彩，结果就未把“Es”翻译成英语的“It”而翻译成拉丁语的“Id”，这造成了世人对于弗洛伊德的一种普遍误解，即将他视为未触及现实中人们的痛苦的知识分子。无论如何，在弗洛伊德看来，这个“It”描述了我们深层、黑暗、原始、不成熟和本能的部分。这个“It”是没有时间性的。

这个“It”即“本我”与人格的其他两个部分即“自我”（英语的“I”或拉丁语的“ego”）和“超我”（英语的“Above-I”或拉丁语的“superego”）的互动，决定了我们想什么、感受到什么和做什么。本我受我们原始的本能的“过去”和“快乐原则”控制，而自我则以实用主义方式受“现在”社会规范的控制。正如你能想象的，本我和自我的目标竞争，常把二者置于冲突中。本我要自行其是（像一个惯坏了的孩子），而自我则能认识到，我们常常会有些欲望、渴望和需要，而追求其满足并非符合我们的最大利益。如果谱成“滚石”风格的歌词那就是：爱我所爱，要我所要，本我高兴这样；爱我能爱，要我能要，自我满足那样。

赫然耸现在本我和自我之上的就是“超我”，它包含了被父母、宗教和文化所灌输的道德原则。超我形成于孩童时期，受到诸多“必须”、“应该”、“一定要”的驱使，这其中包含了种种“如果……那么……”的隐含的条件关系。如果你在街上捡到一个钱包，你的超我也许会告诉你应该把它还回去。你在过去学到了这些“如果……那么……”关系，但它们控制着你现在和未来的行为。

弗洛伊德除了医学修养外，还是一个敏锐的社会评论家，他迅速意识到病人所讲的内容都维也纳社会不能公开讨论的生活领域有关，其中“性”的话题尤为突出。他的病人总是会表达一些社会并不认同的观念与看法，但是这些患者通过谈论“禁忌”话题所获得的益处，却指引弗洛伊德去构思精神分析的“基础法则”：当治疗学家毫不挑剔地分享病人的思想、感受和行为时，病人能做到彻底的诚实和坦率。

弗洛伊德感觉到，在治疗过程中那些不一致的、甚至是无关紧要的和无法感知的想法是十分重要的。他的看法是，作为治疗学家，他的作用就是引导病人对其过去进行考古探索——就像一名真正的考古学家在其挖掘点会做的那样——治疗学家要作为病人的解释者和引导者那样行事。正因如此，许多人称弗洛伊德为“灵魂的考古家”。弗洛伊德和他的病人所发现的东西中有许多都不是完美的（事实上这当中更多的是一种丑陋），但在弗洛伊德看来，无论有多么丑陋，那些对过去事件的看法和解释都决定了现在。虽然弗洛伊德寻求对未来的理解，但是他将自己的大半生都奉献给了挖掘被压抑的过去经历和体验，并从现在的角度重新解释这些经历和体验。通过病人的口述以及在他引导下的对过去的重新解释。弗洛伊德奋力解除各种情绪障碍和心理疾病，由此将痛苦转化为常见的不愉快，并发挥其较为健康的功能。

心理学中的行为主义学派坚信他们的原则会引发理想化的发展。以约翰·华生(John Waston)和斯金纳（B.F.Skinner）为首的行为主义者将心理学中的决定论发展至极端。他们自信地宣称人类的行为表现都是由所经历的种种奖惩所决定的。人们在生活中发展他们的思想和感受，并表现相应的行为，以便获得他们所希望的奖励并免受惩罚。行为主义者同样认为想法与见解在决定行为方面几乎不起任何作用。在行为主义者看来，先前实际的经验引起了之后的想法，感受和行动；而想法和感受不会引起行为。在行为主义思想的一个近期版本中，斯金纳坚持过去的首要地位，并进一步断言未来对决定行为没有什么关系。他写道：

“绝大多数有思想的人都会认同这个世界处于严重的麻烦中，地球坚定地向着越来越不适宜于居住的方向发展；而这一切皆因缺乏控制而急剧增长的人口而更加恶化……为什么更多的措施无法得以实施？……我们一直被要求为未来做点什么，但未来并不存在。它对我们无所作为，我们对它也无所作为。”

弗洛伊德和行为学家对于过去的观点，使得他们发展了不同类型的心理治疗方法。对于弗洛伊德来说，治疗方法包括对过去的真诚探索和重新解释。这种过程并不会改变过去发生的事情，却能改变病人对于过去经历的态度。

相比较而言，行为主义学家认为可以通过奖惩系统控制心理健康。打个比方，如果你向行为主义治疗学家说你曾经有一段疯狂的罗曼蒂克史，他们便会试着探索你通过这种经历得到了什么好处。尽管这些好处并不明显甚至不合理，但他们依然坚持过去或现在存在这种好处。再比如，一些父母会利用真实或假想的病迫使孩子按他们所想的那样去做（不要结婚、搬出去吧、去到那所学校上学，不然，你就会让你的父母心脏病发作）。这些父母是用疾病做“本钱”让孩子服从他们的安排。行为主义疗法是通过调整奖惩办法，以更为健康的行为和想法去消除和取代那些适应不良的行为和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