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什么样的自我叙事是令人满意、功能化且具有适应性的呢？准确性是其最明显的准则：相信自己是匈奴王阿提拉的化身、或者自己从高楼跳下就会飞，这些并不是人们的优势。尽管如此，一个人的生命和问题都有一个真实描述的，已被大多数理论家所否定的现代主义假设。事实上，“叙事”这一术语的使用，意味着表述一个人的故事可以有许多方法，而不是只有一种历史真相，必须在实现积极的自我改变之前加以发掘。

尽管许多叙事理论家都强调说：故事的真相并不重要，但是我并不认为如此。例如，试想一下，心理学家、认知理疗师以及行为理疗师，都同意基本的叙事暗喻，并且自认为在帮助患者，使其接受更具适应性的自我描述。我们可能会问：“你们也会同意故事的真实性并没有那么重要，最重要的是找出有用、有助于适应的故事从而减轻他们的痛苦，是吗？”传统自我叙事治疗师都会认同这一观点。然后我们会问：“其他治疗师的患者所采纳的叙事与你们自己的患者所采纳的叙事一样好，是吧？”我们召集来的三个治疗师可能会感觉到坐立难安，说道：“换句话说，精神分析式的自我叙事和行为主义或认知主义的自我叙事一样好，你们每个人运用其他主义的自我叙事都可以取得很好的效果，对吗？”“稍等片刻”我们的理疗师回答道：“我们只是说一种形式的自我叙事和另一种形式的自我叙事一样好，并没有推论的那么远。”

当然，许多折中主义的治疗师同意不同形式的自我叙事都有效。然而，许多心理学家，即使是那些倾向于故事暗喻的心理学家，相信一些叙事要比其他叙事更真实，让患者采用有依据的自我叙事会比较有益（例如弗洛伊德学派、克莱因学派、皮亚杰学派、斯金纳学派等）。但是，从我们先前讨论过的心理治疗研究结果来看，这些假设令人质疑的。患者通过心理治疗师的故事而受益，但是这些故事的内容可能从根本上相差很大。

后现代主义的观点或许能够给出答案，即通过准确性和历史的真实性，认定自我评价其实毫无意义。根据这一观点，也就没有所谓的真我。现代社会，人们生活在多种对立冲突的社会力量中，会在特别的关系纽带和多元文化背景下构建许多特定的叙事，因此评价一种叙事比其他叙事更真实显得毫无意义。

后现代主义的观点有助于强调文化、社会对自我构建中的影响，以及面对不同的情境时，人们会变换出多样的人格面貌。但是，如果真实性不是判定自我叙事的恰当标准，那么标准是什么？即使在特定的社会和环境中，有些叙事故事可能比其他叙事故事更有适应性。绝大多数的后现代主义者都认为，抑郁而有自杀倾向的人、疏离和学校中反社会的学生持枪上学，都不具有适应性。

然而，若没有正确性作参考，定义合适性就显得很难，许多后现代主义的心理学家都陷入这一怪圈。例如，肯尼·格根（Kenneth Gergen）和约翰·凯（John Kaye）指出，许多后现代主义的解释都试图避开正确性的标准，认为心理学的目标在于“对个人的再塑造，开发更适合个人的经验、能力、偏好，让人生更加充实。”但是，他们所说的“更适合”个人的“能力、好癖”就是运用了正确的标准。什么才是癖好和能力呢？除了是叙事中最好把握的人格持久的方面外，还能是什么？

格根和凯试图通过对叙事效应进行不同的定义来避开这一怪圈，也就是说叙事存在于特定的“语言游戏，或一种甚至更多的文化舞蹈中”，只能在“特定的游戏或者文化舞蹈的范围内”加以评价，他们认为“叙事的效应源于此范围内的成功，是他们对先前的一系列行为做出的反应，或激发随后的行为”。

但是，可以明确的是后现代主义者在否定真相为评判标准上，偏差的太远了。只要我们很明确叙事所应该表现出来的样子，这时候要求叙事的真实性就显得很有意义。这个问题之所以混淆不清，主要是因为不了解怎样确定这项标准。

自我叙事的正确性其实很简单：要洞悉人们非意识里目标、感觉、特质的本质。简而言之，自我叙事与人们的适应性潜意识之间必须有一致之处。正如我们所见，一个人的意识层面的自我概念若是能协调一致，这也意味着非意识动机，情绪就会比较稳定。约阿希姆·布伦斯坦、Oliver Schultheiss、Ruth Grassmann衡量被试的外显目标（这些目标都包含在自我叙事中），以及自适应性潜意识的内显目标，结果显示，意识和非意识目标相一致的人，比目标不一致的人要快乐得多。

与许多自传一样，自我叙事可以有许多表达方式。然而一个好的传记必须包含人物生平，又能了解他们内心的目标和特质。越好的传记，故事内容越能涵盖适应性潜意识中的“数据”，对主人公的刻画就越真实。通过明确清非意识的目标，人们便可以处于一个更好的位置，采取行动实现目标，或者尝试着去改变目标。

虽然主张人们自我意识的信念应该和潜意识的目标和驱动力相匹配，似乎转了一大圈又回到了弗洛伊德的原点上。这不就等于说，心理治疗的目的在于将潜意识意识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确实如此。然而现在我们应该清楚的是，叙事里所必须掌握的潜意识和弗洛伊德学派所说的潜意识，有着很大的区别。至于该如何使潜意识的观点，有着明显的不同。我们没有直接的途径去探知适应性潜意识，必须借助于一名优秀自传作家(也许需要经验丰富的治疗师在一旁给予帮助)，而不是通过消除压抑并探知他们起伏的内心世界。

更进一步说，正确的自我叙事也会有很大的不同，就好像科学里用不同的范式从不同的方式解释同样的事实。这也是不同流派的心理治疗可以同样有效的内在原因：心理分析故事和认知疗法故事都可以明确的解释，为什么一个人难以建立人际关系或者情绪沮丧。即使使用的语言不同，这两者都可以恰当的描述人们的适应性潜意识。

好的叙事的另外一项定义是：符合“平静心理”准则，或者该叙事可以使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停止过多的自我思索。缺乏连贯的叙事，的确是一种使人情绪不安的经历，正如琼·迪迪翁在《白色纪念册》中的叹息：

我本来应该有一个脚本，却不知道放哪了；我本来可以听到暗示，却错过了它。我本来应该知道所有的情节，但是我只记得眼前所看到的：以多变顺序快闪的照片，临时安排的没有任何意义的影像，这不是一部完整的视频，只是一个剪辑的片段。其中一些影像都不符合我所知道的任何叙事情节。

如果经历经过连贯一致的解释之后，就会慢慢的融入生命故事之中，人们就不再过多的想它。如果这个经历是正面的，那么这未必是好事。因为可能无法像我们所期望的那样快速带来愉悦的感受。如果这个经历是痛苦的，那就是件好事，因为反思与思想的压抑被连贯一致的叙事所取代，这就不需要对痛苦做更多的回忆。这也许就是我们在第八章中所讨论的，彭尼贝克的写作练习如此有效地原因。人们反复修改自己的故事，以解释还没有完全吸收融化的消极事件，避免沉溺其中，从而继续生活。若能从失去挚爱的事件中找到其意义，例如相信死亡是上帝的意愿，或者认为死亡是生命自然循环的一部分，就能比无法从失去中找到意义的人更快的恢复。

有些心理治疗师同意这一观点，他们认为，当病人不再过多的思考自己的时候，便是心理治疗将要结束的时候，因为传记已经完成，不再需要进一步的修订，也不再需要继续和反思。

最后，人们应该渴求可信的标准。为了获得思想的平静，自传作者必须相信自己讲述的故事。如果人们认为自己的生活经历是任意形成，每一段都是同样好，他们就很难满足静心的标准。经常质疑和修改自传的(特别是关于负面的人生经历)那些人，很有可能一直沉浸在这种经历中。如果他们认为人生目标视为任意修改、随意叙事的终点，他们也不太可能承诺和追求人生目标。

即使是弗洛伊德本人，在他职业生涯后期也采纳了这一观点。他声称：坚信所建构的真相，可以达到再次体验的记忆般的治疗效果。问题是人们致力于连贯的自我叙事，从而恰当的和适应性潜意识相符合。

在这个变化着的后现代世界，这样叙事也许包含着对自我的划分或认知，或者认为我们作为“女儿”，“周末运动员”或者“猫王模仿秀”的身份有很大的不同。人们不应该太执着于一种自我角色的定位，而要欣赏很多信念中的社会与文化垄断。同时，他们应该保持自我连续性。

当然自我叙事有可能过于死板和顽固而抗拒改变。传记也可以很快的完成，但是却不能很好的表现出适应性潜意识。即便是优秀的传记，随着个人的成长与改变，也需要做出修订。尽管如此，一份自传符合真实性、使人内心平静、可相信等标准，那么就应该是非常有用的，因为这正好避开了过多的自我反省。想一想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家罗伯特·扎乔克（Robert Zajonc）的话，他从来没有真正明白自我心理学的内涵。他曾经说“我从不会这样思考自我，我可能会考虑我的时间表，我的责任，我的会议，但我并不会花太多的时间去思考，‘我是谁？’。”他也许意识到了什么。好的自我叙事不需要一再重复。

如果我们对自我感到不满意，可以采取措施改变我们的故事和适应性潜意识。但这样做并不容易，很少有人具有小说家玛西亚·缪勒和苏·格拉夫顿这样的才能与毅力，能把自己打造成小说中塑造的英雄人物形象。然而，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我们每个人都有能力，成为更像自己希望成为的那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