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核心观点是，人格存在于两个地方：适应性潜意识与意识建构的自我。适应性潜意识正好符合奥尔波特的人格定义，包括用来解读社会环境的一些独特的方式，以及引导人们行为的稳定动机。运用一些间接方法（例如，非自陈式问卷），可以测量这些性情（disposition）和动机，它们植根于童年时期，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基因遗传的影响，并且很难发生改变。

但是，意识自我也符合奥尔波特的人格定义。由于人们无法直接探触自己的非意识特质和动机，所以必须通过其他渠道建构一个意识自我，包括个人经历、可能自我、外显动机、自我理论以及关于感觉和行为诱因的信念。就像琼·迪迪翁所说的那样，“我们给自己讲故事，是为了活下去。”

令人不解的是，两种自我看上去是相互独立的。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意识建构的自我与非意识自我并不相符。这就表示，通过两种人格就可以预测人们的不同行为。适应性潜意识更有可能对人们失控、内隐的反应产生影响，然而，建构的自我更有可能影响人们的慎重、外显的反应。举个例子，在工作中与同事意见不一致时，是否要和对方来一番争论，对于这件事，你下意识的快速决定可能会受到非意识需求的控制，即对权力和归属感的需求。是否要邀请同事共进晚餐，对此做出的审慎决定更有可能受到意识层面的自我归因动机的控制。

由于人们不能直观他们的非意识特质，所以必须尝试采用间接手段来推断特质，例如，担任自己行为的良好观察者（比如，观察自己与同事的争吵频率）。这种敏锐的洞察力有多重要呢？它肯定不是万无一失的，因为拥有一些积极幻想也是有益身心的；然而，通常意义上讲，对适应性潜意识的本质做出准确推断，对我们会更有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