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主流研究取向几乎无相似之处，而且，对人格本质的假设也存在根本上的不同。另外，在1968年发表的一篇关于人格研究的评述中，沃尔特·米歇尔(Walter Mischel)发现，没有一种研究取向能够完全符合人格研究的黄金准则，即奥尔波特提出的，带有某种确定性去预测人们实际行为的标准。例如，外向者比内向者可能更容易交到朋友；而较之责任意识差的人，责任心强的人更能如期完成任务。然而，米歇尔发现，人格特质与行为之间的相关性并不显著。这个发现震惊了整个心理学界，因为这显然表明，跟预测行为的星座相比，人格心理学家测量出的特质也好不到哪去。

米歇尔不只是简单地点出问题；他进一步分析了原因所在。首先，他认为，人格心理学家低估了社会情境对行为而非人格的影响程度。例如，如果要预测一个人是否能如期完成任务，那么，了解一些细节——比如，不按时完成任务的后果，还剩多长时间，还有多少任务未完成——比了解这个人的责任心更有用。社会情境会对人格产生强有力的影响，有时甚至超过人格的个体差异影响。

这种观点引爆了人格心理学家与社会心理学家之间的地盘战，人格心理学家把赌注押在个体差异上，认为个体差异是最好的行为预测器，而社会心理学家却投注在社会情境的本质和人们的理解方式上。这次地盘战打得有点莫名其妙，两阵营的研究者手舞旗子，向对方挥舞着自己的相关系数和效应值，叫嚣自己比对方更具说服力和影响力。即使这样，这次学术战还是发挥了一定作用，即揭示出一些重要的经验。因为从传统上看来，仅了解人格变量，并不足以预测人们的行为。

正因为米歇尔对特质论研究大加批判，还指出社会情境的重要性，所以人们将他描绘成人格理论的反基督者。然而，关于特质和行为之间的低相关性，人们有时会忽略他的第二种解释：人格确实是一个很好的行为预测器；只是还未很好地概念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初还是米歇尔和他的同伴提出，如何把个体差异概念化并加以测量，从而对行为的惊人变化作出解释。

米歇尔认为，与其将人格看成是我们用来归类人的一些静态特质，不如将其看成一组独特的认知-情感变量，用来决定人们解读情境的方式。人们总是用习惯性方式去解读、评估不同的情境，这会认知理解影响到他们的行为。当芭芭拉（Barbara）遭遇学业挫折时，她的认知-情感系统会使他产生危机感，这时最容易激起她的斗志；当山姆（Sam）自认为受到重要人物的冷落时，他的认知-情感系统也会使他产生危机感，此时他也会采取积极行动。按照这种观点，如果我们尝试在单一人格特质维度上，对芭芭拉和汤姆的积极性程度进行归类，这几乎没有任何意义；相反，我们必须清楚，人们如何解释、理解某种社会情境并采取相应行为。

人们是如何意识到他们的认知-情感系统在运作，这一点还未完全搞清楚。事实上，除了精神分析学，其它人格理论对意识与非意识加工的角色谈之甚少。近来，有一本论文集问世，厚达967页，全是关于人格心理学的前沿学术论文，出版者将此吹捧为“关于人格心理学的论文，这是收录最为全面的单一卷本。”然而，浏览论文的索引就会发现，其中有关“意识”的条目只有2页，而有关“潜意识”的条目也仅有6页。论文中出现更多的是，关于“精神分析”的条目，几乎没有提到现代研究的“适应性潜意识”（或它的同义词）。

很多人对人格以及其与行为的关系比较迷惑，以致人们很难明确区分意识与非意识。在我看来，将米歇尔的认知-情感系统看成适应性潜意识，这是个最佳的想法，但其他人格理论则更多地关注自我的意识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