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人不应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再评《铜雀台》并答 汪海林老师

记得当时在《铜雀台》看片会上，我和黄纪苏老师交流时说：“中国电影糜烂到如此不堪的地步，客观上说，也和严肃的电影评论缺位是有关的。”后来想想，感觉这句话并不全面，因为严肃的电影评论从来都是有的，但能不能发挥作用，最终还要看电影人是不是重视。然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电影人对电影评论是很不屑的，冯小刚就说过“我只在乎市场”之类的话。但问题是，市场做了肯定，就一定是好电影吗？许多东西在市场上都能卖出好价钱，但对人不一定有好处，比如毒品、烟草、掺了三聚氰胺的牛奶等。

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编剧，汪海林能够认真地看电影评论并作出回应，就是值得肯定的，我们期待他能够创作出更好的电影。

汪海林在《也说文艺要有浩然正气——答郭松民老师》一文中，一开始就表示他没有兴趣做翻案文章，但他又说“艺术家能做的事情，是丰富、修改甚至颠覆、解构、重建某个既成的艺术形象”。其实汪海林有所不知，你在电影里这样做，就是翻案。翻案无非就是重新塑造，重新评价而已，当初鲁迅、郭沫若为曹操翻案，翻的也不过是舞台上那个“花面奸臣”的案，而“奸臣”，正是几千年来按照封建的“正统”价值观为曹操定的案。

以历史人物为题材的电影，只要其塑造的形象不同于传统的、被广泛接受的形象，给予的评价不同于传统的、主流的评价，则无论艺术家在创作的主观上有没有翻案的动机，客观上都是在翻案。

汪海林老师对我把《铜雀台》与《英雄》、《色戒》并列表示不以为然。他写道：“这三部电影唯一的共同点是主角爱上了敌人，但其中最模糊的应该是《铜雀台》，作为编剧，我始终无法做到让灵雎爱上曹操，只是产生了某种难以名状的‘感情’”。我觉得，这正是《铜雀台》显得“闷”的根本原因：在主创人员那里，灵雎应该如何对待曹操就是不清楚的，主创人员对赞成什么，反对什么，也都是“模糊”的。

相比较而言，《英雄》和《色戒》反而显得比《铜雀台》要“高出一筹”，因为至少他们在宣扬自己的主张时，是旗帜鲜明，理直气壮的。在《英雄》当中，张艺谋透过他的镜头告诉观众：就是要做奴隶，要满怀使命感，慷慨悲壮地做奴隶。所以他安排无名坦然地面对如飞蝗般袭来的万支利箭，在这一点上，张艺谋没有任何含糊，也不允许观众产生任何误解。

顺便说一句，张艺谋的奴性是深入骨髓的，直到他的新片《金陵十三钗》仍是如此。他为“十三钗”们选定的生路一是逃跑，二是慰安，而抵抗则被排除了。2004年，在雅典奥运会闭幕式上的“中国八分钟”里，他让中国女孩子们又是飞吻，又是踢大腿，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他让成千上万的人跪在地上喊“和为贵”，展现的仍然是一种奴性——面对西方的奴性。

《色戒》在这一点上也是如此。李安、张爱玲透过王佳芝这一形象，毫不掩饰地宣称：性的快感就是高于一切，不仅高于国家民族，而且高于个人生命。尽管李安、张爱玲无法向观众、读者证明这一点，但他们强烈地主张这一点，却是毋庸置疑的。

相反，在宣扬自己的价值观方面，《铜雀台》就显得犹豫、迟疑、没有自信。虽然主创人员似乎想把曹操塑造成了忠臣，但又让他在朝廷之上大肆咆哮，强迫皇后吃生熊掌，全无人臣之礼；穆顺似乎是个英雄，但又成了“叛徒”，成为叛徒后转瞬又变得像英雄了，换上曹操的衣冠冒死出城；灵雎原本是要刺杀曹操，但编导一直没有交代清楚，究竟是外在的压力迫使灵雎这样做？还是内心深处的仇恨促使灵雎这样做？灵雎对曹操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她最后究竟为什么非要自杀？即便不愿意和曹操生活在一起，也完全可以一骑绝尘，奔向远方……所有这些，《铜雀台》都没有痛痛快快地给我们讲清楚，讲不清楚，影片也就成了一锅烧不开的水。

在当时看片会现场，汪海林就说，他希望剧中人有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价值观之间存在一种张力。在这篇文章中，他又说：“某些电影是综合价值观的体现，编剧的价值观，导演的价值观，大腕儿的价值观，互相挤在一起，所以有了多元价值观。”在我看来，这真是一种奇怪的想法，它至少告诉我们两点：第一，主创人员对于究竟要向观众传递一种什么样的价值观，并没有达成一致；第二，究竟什么才是正确的，值得自己努力去想观众传达的价值观，主创人员自己也并不清楚。

这就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了。究竟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善的？什么是恶的？什么是美的？什么事丑的？你们明白吗？你自己都不明白？观众如何明白？

电影是时代的产物。《铜雀台》在这个问题出现的混乱，所折射出的其实正是时代的困境：中国原有的主流价值观瓦解，但新的主流价值观迟迟未能建立，人们丧失了判断是非对错的终极尺度，怎么办呢？“包容”、“多元”吧，说到底，这是缺乏价值自信的表现。因此我们也不必苛责主创人员。

中国电影要强盛，还真的要学学好莱坞。好莱坞在宣扬美国的主流价值观方面，一向是毫不含糊的，比如好莱坞的经典《阿甘正传》，其所传递的全部暗示就是：只要你按照美国的主流价值观行事，上大学、当橄榄球队员、参军报国，勤奋创业等，哪怕你的智商像阿甘那样只有75，你也照样可以成功。反之，如果你像珍妮那样敢于挑战美国社会的主流价值，参与什么反战运动、女权运动等，你就会不断地被殴打、被强奸、只能当咖啡馆招待员勉强度日，最后还要死于艾滋病（尽管导演对此无限惋惜，安排阿甘满含热泪地为她送别）。

中国社会如果不能确立自己的主流价值观，中国电影如果不能成为传递自己主流价值观的有效载体，那永远都没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