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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选自《文明之光》第6章]
青花瓷器为什么会出现在元代?为什么没有出现在经济和贸易更发达的宋代,或者是瓷器烧制技术更成熟的明代?青花瓷从出现到达到顶峰,时间非常短,不像宋瓷或者清朝前三代的瓷器,有非常长的孕育过程,这又是为什么?在诸多原因里,最主要的有两个,就是元朝统治者的审美与多种文明的融合。
先讲讲元朝人的审美。在元朝之前,唐代和宋代的中国人喜欢青瓷甚于白瓷,至少在士大夫阶层如此。对于青瓷和白瓷,最有名的评论莫过于《茶经》的作者陆羽了。他在茶经里写道:“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类雪,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邢不如越三也。”其实这三句话颇为主观,如果你倒过来说,也非常通顺合理:“越瓷类玉,邢瓷类银,越不如邢一也……”因此,并不能说明白瓷就不如青瓷。所以在宋代,虽然定窑的白瓷已经烧制得非常好了,但是它依然成为不了主流。
而到了元朝,青瓷和白瓷的地位就颠倒了过来。元朝的统治者和唐宋的统治者不同,蒙古族非常豪放,不讲究宋朝人(和金朝后期的人)那种细腻(甚至有点酸腐)的文化情趣,因此,他们对宋代瓷器那种靠细微颜色变化带来的美感不感兴趣。蒙古人崇尚白颜色,比如他们住的蒙古包都是白色的,很多服饰也是白色的(而白色对于古代的汉族人来讲是丧服的颜色)。相比洁白如玉的白瓷,他们更喜欢闪着青色光泽的青瓷。到了元代,青瓷的发展便停滞甚至倒退了,很多工艺也从此失传了,一些宋代名窑虽然还在出产瓷器,但是质量却大不如以前了。但是在元代,白瓷却迅速发展,出产白瓷的景德镇也替代出产青瓷的龙泉,成为中国瓷器制造的中心和世界瓷都。
和青瓷相比,白瓷有两点优势。首先,它容易做得完美,只要想办法把高岭土中的铁质尽可能地去除即可,但是青瓷需要控制高岭土的含铁量,多一点少一点都不行,一旦控制不好,烧出来的瓷器颜色就不对了。其次,如同白纸上好画画一样,白色的瓷胎上容易绘制各种图案和上各种颜色。至于白瓷上最早采用的颜色为什么为青蓝色,这里面又有两个原因,而第一个原因则和元朝的历史有关。
在中国历史上,元朝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朝代,历史学家对它褒贬不一。但是蒙古人的足迹遍及欧亚大陆,客观上帮助了东西方文化和文明的融合。比如在元青花中,大量地融入了波斯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结晶。
在元代,西亚的穆斯林们(色目人)的地位比中国北方的汉人和南方人(南人)的地位要高很多。有超过一百万的穆斯林涌入元朝来经商和从事生产,而蒙古人只会打仗不会理财,常常便把管理国家的事情交给西亚的商人,因此,很多西亚人在元朝宫廷里做官,其中最出名的是忽必烈时代的大奸相阿合马。正是由于蒙古人和西亚人的这种合作,元朝受穆斯林文化的影响要远远高于受汉文化的影响。而蓝色恰恰是中东穆斯林喜欢的颜色,因为在干旱的中东地区,水是最宝贵的资源,因此,在伊斯兰文化里,天堂是充满水的世界,是蓝色的。蒙古人和伊斯兰人喜欢的两种颜色——白色和蓝色,就构成了青花瓷器的基本元素。
不仅青花瓷的颜色受到穆斯林文化的影响,就连它的颜料最早也来自于已经皈依伊斯兰教的波斯。元朝秉承了宋朝开放的国策,大量的波斯商人直接到中国采购瓷器,而元朝为了发展对外贸易,适应销往国家和地区的需要,鼓励来料加工。于是波斯商人带了钴蓝颜料来到中国,因此钴蓝颜料在明朝的记载中又称作“回青”,意思是从回教世界带来的青颜料。这些商人不仅是中国瓷器的消费者和中国文化的转播者,而且直接参与了青花瓷的设计与监制。在元代,景德镇属于浮梁县,而根据当地史料记载,那里很多的地方官都是中东人,他们按照伊斯兰教的喜好,提出具有异国风味的造型、装饰和图案的要求,于是景德镇窑工们采用把波斯“蓝”与中国“瓷”融合在一起的方案,烧制成具有多重文化特色的青花瓷器。波斯商人在带回瓷器的同时,也带去了中华的文化。
早期绘有图案的瓷器是青色而非其他颜色,还有一个工艺上的原因,即青花瓷使用的钴蓝颜料在高温下颜色稳定。我们今天看到的瓷器上几乎所有的颜色,都是金属氧化物在高温下形成的,比如氧化铜在一定温度下会呈现出红色。但是,大部分金属氧化物经过高温烧制后(可能还伴随木炭带来的还原效果),颜色不仅和预想的不同,而且每次烧制出来的颜色也不一致,很难控制。比如在瓷瓶上画了梅花,本来希望烧出来是红颜色的,但是可能温度(和空气量)控制不好,烧出来却成了黄绿色,更糟糕的是,一支梅花上各个花朵的颜色可能也不一样,这样的瓷器没有人愿意要。而钴蓝就没有这个问题,它在高温下烧制出的颜色非常稳定,因此,它成了早期绘制陶瓷所用的颜料。到了明朝,瓷器烧制技术进一步提高后,才开始出现五彩的瓷器。
元青花和明清以后的青花瓷器有很大的区别。作为马背上的民族,蒙古人有非常豪放的一面,因此他们制作的青花瓷器均为体积硕大、层次丰富的大件,和宋朝那种“汝瓷无大件”的风格正好相反。在纹饰上,元青花采用密集的纹饰,这和汉族士大夫的审美截然不同。中国传统的汉文化在绘画上讲究留白,以体现一种空灵的美,即使画花卉,也以梅兰竹菊这些淡雅的花卉为主。而蒙古人豪放的性格让他们不受汉文化的约束,因此,体现在青花瓷上就是十分丰富的纹饰题材。蒙古人尤喜牡丹芍药这样大富大贵的艳丽花卉,所以,在元青花中牡丹的图案非常多见。另外,还有葡萄和蔓藤的图案,完全是融合了古埃及、希腊和西亚诸多文化的特点,对此我们在介绍古埃及的那一章中已经讲过。当然,元青花中也少不了汉文化的元素,比如松竹梅兰、竹石荷叶、如意云头、龙凤鱼藻、花鸟草虫等。早期作为外销商品的青花瓷器,既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又是中西亚文化交流融合的结晶。
在瓷器制造历史上,很多发明和新工艺都伴随着元青花而出现,它们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首先是透明釉的发明。宋代以前,瓷器上使用的都是不透明的颜色釉,这样,瓷器的边缘常常会因为釉的涂层较薄而呈现不同的颜色。而元青花则是先将钴蓝颜料画在瓷器未上釉的素胎上,然后在绘制好的瓷器上涂上一层透明的釉,再进行烧制。因此,钴蓝的颜色在釉之下,俗称釉下彩。这样一来经过几百年颜色也不会改变。今天高质量的瓷器一律采用釉下彩的上色方式。这项发明比今天的iPod或者混合动力汽车对世界的影响力要大得多,因为iPod出现了不过十多年就基本上已经消失,混合动力汽车不过是一个过渡性产品,它从诞生到销售恐怕不会超过半个世纪,而中国元朝发明的这种瓷器制造技术经过了700年,在世界范围内还被广为使用。元青花的出现,标志着瓷器从雕刻时代进入了绘制时代。从那时起,在中国的三百六十行中又多了“瓷器上的画工”这一行。直到现在,在瓷器制作中,瓷胎的制造和图案的绘制依然是分开的两个步骤。法国的很多名瓷,比如塞夫勒瓷器,甚至是在高岭土的产地利摩日制作完瓷胎,再拿到巴黎,由巴黎精通绘画的名师绘制瓷器上的图案,而这种分工方式,始于中国。
元青花烧制的时间非常短暂,除了在博物馆里能看到一些,存世的作品已经很难找到了。由于元代青花瓷器大部分用于外销,尤其是销往中东地区,因此,今天能看到最多元青花瓷器的博物馆不在中国,反而是在伊朗的德黑兰博物馆和土耳其托普卡比(Topkapi)博物馆,后者居然藏有40多件元代青花的珍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