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批评之《黄色壁纸》和《拉子妇》（2013、6、17讨论用）

    夏洛蒂，美国，1935年罹患乳癌自杀，被视为女性主义鼻祖。自传性，《黄色壁纸》1899。1、.第一人称日记体，弱势社群文学，暗示被迫消音的主体的抵抗状态：夺回主体，发声。不同第一人称形式的差异（暗示的读者不同）：自传体，公开形式自我呈现，暗示公众为读者，较强颠覆效应，但具有高度“表演性质”，重在塑造自我形象，如《简爱》，成人后的回忆，视小时候的亲戚为负面形象；自白或书信体，特定对象，较暧昧，隐含被迫或认罪成分，翻转弱势地位效果有限，但是否透过话语表演，狡猾翻转自白者看似弱者地位值得分析；日记、意识流独白，私密，不以公众为对象，无对话对象，孤立无援。本文日记体，暗示无法突破喑哑封锁，自言自语步入疯癫（语言沟通的可能最终消失），呈现一位孤立无援的中产阶级女性如何深受禁锢、无言之苦，最后陷入永远无法与外界沟通的喑哑状态。2、剧情：消音喑哑和争取发声权。3、结尾：疯狂，备受丈夫呵护，渴望自由，整个剧情围绕此展开。女性小说不同结局：与白马王子结合，此类小说开始以女主角对“自由”的追寻为叙述的驱动力，叙述中不知不觉被“婚姻的追寻”取代，反叛社会结构压迫的原初动力消解，暗示女主角被主流社会价值体系收编；女主角不臣服父权社会提供的贤妻良母角色，则小说叙述往往以“疯狂”或“死亡”收场，“象征性放逐”。疯狂的结局意味对不受父权规范的女性的惩罚。英国《法国中尉的女人》女主角桀骜不驯，小说以后设手法提供两种结局，一种结局让女主角保持自由之身，拒绝男主角追求，对比“终成眷属”的传统结局，有其创意和颠覆性。叙述如何展开主角的追寻，是女性主义文学的重要课题，此中“婚姻”、“疯狂”、“死亡”所暗示的意义不可忽视。

李永平，男作家，马来西亚沙捞越，其小说集《吉陵春秋》，东南亚华文文学中唯一入选《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去年在大陆出版的长篇《大河尽头》值得一读。《拉子妇》（1964），“我”的三叔娶了当地原住民的女子，被华人称为“拉子妇”的三婶，人品、长相俱佳，又懂华语，然而在华人大家族中，她始终是“治”的对象，只有母亲体谅她，然而，三婶有孩子后，母亲也不让她奶孩子，全然不知“拉子本来就是喝母奶长大”，对其承担母亲角色的恐惧。6年多后，三叔又娶了华人女子，8个月后，三婶寂寞地死去。性别身份的表象不应遮蔽对性别政治的深层探讨。男作家与女性主义创作。小说以儿童视角展开，性别压迫深植于华裔和土著的种族隔阂。代表父权的祖父的百般羞辱，也不被家族其他女性（非女性主义角色）接受，性别认同在华裔身份认同和父权结构的夹击下无容身之地，最终被三叔遗弃，不治而亡。女性角色（婶娘、二妹等）与父权角色沆瀣一气。拉子妇始终未发声，喑哑而孤立无援。以儿童同情观点对照摧残女性而浑然不知愧疚的立场，男性叙述观点也挑战自家华裔种族性别压迫但小孩声音淹没于成人歧视声中。“消音”、“闭锁”、“死亡”等女性主义因素一再浮现于小说中。在后殖民马来西亚情境中，马华文学往往以“弱势族群”挑战以马来文化为主的文化霸权，而此小说却对华裔马来人的“种族优越感”提出批判。种族与性别压迫纠缠，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