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读法之白先勇《游园惊梦》（2013、4、15课堂讨论）

    白先勇创作中最重要的一本小说集《台北人》出版于1960年代，当时他已从台北移居美国。《台北人》曾高票入选“台湾文学经典30部”、“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百年百种中国文学优秀作品”等，在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海外都持久受到广泛好评，被译成英、法、德、日、韩等多种文字，被评论为“杰出的”“伟大的”小说[1]。《游园惊梦》就是《台北人》的代表作之一，被人称道为“中国文学史上，就中短篇小说类型来论”，“最精彩最杰出的一个创造”[2]。

    白先勇1957年考入台湾大学外文系，在该系教授夏济安的支持下，跟同窗好友创办了《现代文学》，积极倡导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并开始小说创作。他创作《台北人》时经受了母亲病故等痛苦，从家事的变迁、异国的羁留中体悟到个体生命的脆弱、不可知，很自然地转向传统，转向民族文化去寻求永恒，去求得自身求生意志、灵魂感应能力跟文化母体的永恒合一，由此进入了“一种天地悠悠之念，顷刻间，浑浊的心境，竟澄明清澈起来”，甚至由此“感到脱胎换骨”[3]的心境。在这种“天地悠悠之念”中产生了白先勇对“中国文学的最高境界”的全部追求：“从屈原的《离骚》到杜甫的《秋兴八首》所表现的人世沧桑的”“苍凉感”，“《三国演义》中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的历史感以及《红楼梦》“好了歌”中“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的无常感。对这种文学境界的追求和对现代小说艺术因素的借鉴化用两者融合在一起，构成了白先勇的小说世界。《游园惊梦》正是这种小说世界的完美表现。它讲述守寡多年、失去了昔日荣华富贵的钱夫人从台南到台北赴旧日至交宴会，借昆曲名剧《游园惊梦》营造出一种今昔之比中的生命无常感，又以现代小说的意识流等技巧让小说人物在一场盛宴“游园”中备尝“惊梦”之味，呈现出命运的悲凉感

    白先勇的同窗至交欧阳子1970年代论析《游园惊梦》时就说：“小说主题原是所谓‘小说形式’（Form  of  Fiction）中之一有机因素，和小说写作技巧有不可分离的关系（我国国内一些文学评论者，常把小说形式和内容当做两回事来评价，因而有‘写作内容比技巧重要’等的言论口号。这却是完全忽略了小说内容和形式的一体性）。”读《游园惊梦》，正是要充分重视“小说内容和形式的一体性”，甚至要把小说主题的表现看做小说形式的有机因素，来分析小说形式的变化如何产生出新的内容。《游园惊梦》也是一部需要“细读”又适合“细读”的作品，其艺术魅力产生于“细读”中。

   小说题为《游园惊梦》，小说结构也分为“游园”、“ 惊梦”有分有合、穿插紧密的两部分。《游园惊梦》源自明代戏剧家汤显祖之名作《牡丹亭》第十出《惊梦》，分“游园”、“ 惊梦”两出，前者讲杜太守之女杜丽娘春日游花园，芳心顿开；后者讲杜丽娘回房入睡，梦中与从未谋面的书生柳梦梅交欢。醒来后杜丽娘相思、忧郁而亡。小说以钱夫人在窦公馆的见闻触动往事完成“游园”的叙事，而当轮到钱夫人唱《惊梦》一出时，她却已沉入自己“只活过那么一次”的往事中，新鲜活泼的意象、炽烈大胆的象征（从“一双白铜马刺扎得人的眼睛都发疼了”到“他们说：那条路上种满了白桦树”，几乎每句话都有意象，都是象征，尤其是“白马”、“白烟”、“兔儿”、“白桦树”等，大胆中有诗情画意），在自然流畅的衔接中“回溯”了当年钱夫人与钱将军的副官郑彦青的幽会交欢，以此完成了“ 惊梦”。两种“游园”、“ 惊梦”丝丝入扣地呼应、汇合，其中的张力不断生发出丰富的意蕴，深化着“人生如梦”的题旨。

   《台北人》所题“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刘禹锡《乌衣巷》）暗示出小说集有着深深的历史隐痛，然而白先勇对父辈（他是白崇禧之子）所经历的民族兴衰、政治纷争的体悟，已摆脱了其国民党将领后代的身份，将时代的忧患转化为生命的追寻。他说，《台北人》写的是“人对流逝的时间的怀念与追求”，只是“其中还加上一点历史”[4]，这使得《台北人》孕蓄的社会、历史意识最终进入了如欧阳子所言的“今昔之比”、“灵肉之争”、“生死之谜”的时空意识，白先勇的“脱胎换骨”成为艺术生命的深刻蜕变。《游园惊梦》涉笔于国民党官宦将领之家，所写隐痛却是作为生命无所依托的流放者，既被剥夺了过去的记忆，又丧失了未来归宿，而彻底与他自身生活分离了的荒谬感。小说中的钱夫人和窦夫人，虽一个凄清冷寂（钱夫人艺名蓝田玉，当年“才冒二十岁”就是南京名噪一时的昆曲名角，国民党赫赫有名的大将军钱鹏志在得月台听她唱《游园惊梦》，动心把她娶为“填房”伴自己晚年。钱鹏志过世后，钱夫人也门庭冷落。孤身居于台南），一个“大金大红”（ 窦夫人艺名桂枝香，“懂世故”“再也找不出第二个人来”，当年在“任主席”下了聘礼后，她亲妹子夺了去，她无怨言，又“委委屈屈做了窦瑞生的偏房”，等到来台湾后窦瑞生“官大了”，她也“扶了正”，就“雍容矜贵起来”），但两个人作为昔日的昆曲名角，都已经离开了舞台，“演员和舞台之间的分离，真正构成荒谬感”（加缪语）。不仅如此，她们还都被自己的亲妹妹抢夺过男人。尽管窦夫人那个享尽荣华富贵的宴会在欢笑和乐趣中被勾画成一个永恒的仙境，不断引发着钱夫人的“梦游”，但两个人实际上都已成为“人生如梦”的诠释，小说中比比皆是的比喻、暗示、反讽、双关等（例如窦公馆盛宴上的那场夜戏，“就是当年梅兰芳都不能过的”，似乎一切还如往昔的金碧辉煌，但夜戏结束，钱夫人见到的却是“变得我都快不认识了”的台北，小说于此戛然而止，“梦”中霍然惊醒的感概深深渗透进现实生活），都不断让人感受到，一切富丽堂皇的气派，辉煌鲜明的色彩，都将变成一场梦，这是一种真正的历史沧桑感，一种属于所有人类的历史沧桑感。

   “反讽是一种结构原则”在小说中得以体现。反讽在小说中比比皆是，例如小说开始，钱夫人出现在窦夫人的前厅里，穿衣镜旁“一只观音樽里斜插了几枝万年青”，而当钱夫人“往镜里瞟了一眼”，就感到自己所着旗袍“颜色有点不对劲”，再看“竟有点发乌”。此时，“万年青”就成了绝好的反讽。而这种反讽贯穿于小说始终，成为深化小说的题旨的结构原则。小说以当年南京钱公馆和今日台北窦公馆构成相似的“平行”线索，当年梅园新村钱夫人“噪反了整个南京城”的宴客——今日窦公馆“灯火通明好像烧着了一般”的夜宴，“正正经经”的蓝田玉——正经懂事的桂枝香，都抢夺过亲姐姐男人的蒋璧玉和月月红，郑参谋——程参谋，名厨、名票友…当年和今日，种种形象、场景、活动，都如此相近相符（当年，“荣华富贵——蓝田玉，可惜你长错了一根骨头”，“命中招的冤孽”郑副官被亲妹子月月红抢去，“惊梦”；今日，程参谋与窦夫人、窦夫人妹子天辣椒是否又是一场“游园” “惊梦”？小说中有种种暗示，也极有意味，增强了小说的可读性），推动了小说的叙事，如现今窦公馆的程参谋“酷似”昔日钱将军的副官郑参谋，才搅动了钱夫人的记忆，乃至潜意识里的东西，使她重温旧日之梦；又如窦公馆酒席上的票友杨先生，“真是把好胡琴，他的笛子，台湾还找不出第二个人来”，呼应着当年钱夫人宴会上全南京的“第一把笛子吴声豪”，营造出昔日知音还在的氛围。但恰恰是这“什么都没有变”的渲染，在“游园” “惊梦”的语境中，构成有力的反讽：人类的自欺（人只拥有短暂的梦境，却向往永恒的仙境，不愿面对人生的有限、世事的无常）。小说特意点出“昆曲中的警句”：“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便是此意。

    《游园惊梦》中的沧桑感还来自白先勇对包括昆曲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艺术衰微命运的关切，加深、丰富了小说的隐喻意味。白先勇对昆曲（熔铸所有南曲之长，又吸收北曲特点，明代起，独霸剧坛近300年，后被京戏取代）的精致、高雅所包含的中国文化内涵魂系梦萦，甚至刻骨铭心，半个世纪后终于促成昆曲走进了包括北大在内的中国大陆高校。而在《游园惊梦》中，他借昆曲名剧《牡丹亭》，表达了他的文化焦灼感。小说中的钱夫人艺名“蓝田玉”，自然有蓝田美玉之高贵、美丽的意味，当年唱《游园惊梦》“便是梅兰芳也不能过的”，多少年后还被人称为“得了梅派的真传”的“真正女梅兰芳”。这些都暗示出钱夫人作为传统文化的代表。然而，当年在南京钱公馆和今日在台北窦公馆，即便场所都“灯火通明，亮得好像烧着了一样”， 钱夫人临到唱《游园惊梦》，却“嗓子哑了”，甚至在意识中唱到“泼残生除问天”时，产生了天塌地陷之感：“除问天——完了……天——完了——天——天——天——”，这些意识的流动才足以传达出文化失根的意味，在人物深重的心灵苦味中透露出失落的中国文化的悲哀，而昆曲盛衰历史的暗喻意味也显得丰富异常。隐喻来自不同思想之间的映射，上述“惊梦”之意在人性、历史、文化等不同领域中转换、生成，使小说的隐喻世界极其丰富开阔。

   白先勇小说的现代技巧是娴熟多样的，《游园惊梦》中反讽、意象、隐喻、双关等运用都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欧阳子称“暗示或隐喻的巧妙运用，是白先勇在文学创作艺术上最大的成就和贡献，可是不幸这却也是最未受人注意和赏识的一点”[5]。大家在阅读这篇小说时，不妨独立地展开对小说中意象、隐喻、暗示、双关等的分析，例如小说开头“露台”“桂花浓香”“侵袭”的双关，小说中提到的《洛神》的心理影射等等，由此更深入地进入《游园惊梦》的艺术世界。1960年代的《台北人》能成为日后长久被人们传阅、记忆的作品，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其小说形式上的成就，白先勇也由此被称为“当代短篇小说家中少见的奇才”（夏志清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