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sted on 2012-02-28

  可能是家庭贫穷（自卑）的原因，或是孤门小姓（胆小）的缘故。也许是于生俱来的（天性）。我自小就很腼腆、文静，说话讲究礼貌，有理也谦让别人三分。我自幼体弱，不象同龄孩子那样（燥猛）有暴发力，干体力活不行，头昏目眩的事经常发生。尤其在热天，时常有昏厥现象。这些，几十年后，我才知道自己眼晴散光。可能是遗传原因吧，血压略有偏低，白细胞也略有偏低（当然都在允许范围之内）。也就这些，在当时个别歧视我的人的眼里，认为我是懒惰。在那时候吕集街的老少中，没有不认识我的。在大人们（包括学校老师）眼里，我是个聪明懂事的孩子。是个有出息的孩子。是大人们教育自己孩子的现身说法的“榜样”。

  1966年秋季，我们该升入小学六年级了，可就在这年“无产****大革命”开始了。老六年级虽然到毕业时间，但未升学没离校，部分同学（如我们吕集一队的陈军、五队的陈召彦等）跟着高年级（初中学生）到全国各地串联了。而我们新六年级年龄普通都很小（在我们那儿，那时的一届生的年龄相差好几岁），不能到外地去，只能留在家乡就地“闹革命”。我们学校（主要是我们高年级班）也开始“闹革命”，开始造反了。当年的口号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王佩林（飞）担任吕集小学红*兵大队长，号召同学们开始写大字报。我也是其中一名“写将”。我们吕集大队的头面人物是后陈庄的陈胜之，吕集街上是我；唐怀大队的是王佩林（飞）、王道学。学校那时候“白光联纸”、“白报纸”、“彩色纸”、笔墨大量供应，不计成本，完全按需分配。

  那时，公社、随及各大队都开始写大字报。“批判***级反动学术权威”，“打倒**派”，“破*旧立四新”。我们虽然还小，尽管是深秋初冬天气很冷，但心里被形势炒的火辣辣的，经常邀约或独自跑五里多路，到太平街去看、学习写大字报。开始贴大字报还算有序。大字报主要张贴在公社围墙上、公社院子里，太平大队的院子里，太平街上的墙上。主要针对宋其龙（公社书记）、马中行（公社社长）、许兰英（据说后来她成为我战友许乃华的岳母？）。记得写许兰英的大字报形式丰富，以漫画形式居多，图文并茂。（写大字报是不需要暑名的，最多在结尾写上革命群众，或者什么什么战斗队、造反队的。是不是事实也无关紧要，只要有加革命口号就有战斗力。）

  回到生产队，我向时任一队会计的吕德传提出要印“红袖章”、做“红宝书包”、成立战斗队；买纸墨，写大字报。他一一满足了（支持**小将的革命行动属义不容辞的政治任务）。我与陈志怀、高之怀一起，到太平供销社将布买好，送到太平街上倪荣家（倪成功家）做“红宝书包”、做“红袖章”，又去（从泗洪来的专业印字点）印字——“红*兵”“卫**战斗队”（意思是坚决捍卫毛泽东林彪的战斗队）。他们确实很支持这样的革命行动（当然也收费的），当天就全部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