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贽《李卓吾先生遗言》
(2023-07-22 16:25:30)(希望不要改变我这一字一句。二月初五,李卓吾遗言。希望一定听从!希望一定听从!)
整体赏析
作为哲人巨子的李卓吾是不怕死的,他曾提出过有名的“三不”,即“不畏死”“不怕人”“不靠势”(《续焚书》卷一《与耿克念》),面对死亡,泰然处之,视死如归,这只要看一下他对后事的安排竟是如此有条不紊,连拾他遗体的门板要及时归还主人都想得到并且写在《遗言》之中,就可以知道他在死亡面前是如何地镇定自若了。透过这种镇定,人们看到了李卓吾那种对于生死已大彻大悟的哲人形象。
《遗言》中最感人者,是李卓吾的那片真情。他一生做人强调“真”,真情,真心,真话至其将死,作为《遗言》,言语真切至到,尽是天然纯真的真性情。其“真”有三点。一是对于“幸于此辞,落在好朋友之手“非常满意,所以他一再说“此最难事,此余最幸事”。对“好朋友的真诚信任,友情的至深至笃,皆深含在最难”最幸”几字之中。这开头的几句话,实在不容易得,它是李卓吾在经历了一生艰难的生活斗争和饱尝了世态炎凉、人情冷暖之后才写出来的,决非一般生活平庸之辈所能道及。李卓吾是儒教的叛逆者,他因此受到封建卫道者们的种种迫害。就拿他在湖北黄安、麻城时来说,大骂其“大坏风化”者有之,阴谋将其“递解回籍”者有之,“落井下石”者有之,“阳解阴毒”者有之,动手“拆毁芝佛院”者有之,恨不得“一棒打杀李卓吾”者亦有之(上引均见《续焚书》卷一)。李卓吾的生命,就捏在这些卫道者的手里。当然,在最困难的时候,李卓吾也得到了好朋友们的无私援助。患难识友情。在病体不支,“急欲辞世”的时候,他处在敌人围剿之中,却没有“落在”敌人之手,而是“落在好朋友之手”,能由“好朋友”来给他安葬:这对飘泊危难中的李卓吾来说,确实是难得的结局。李卓吾的宽慰激动之情从“此最难事,此余最幸事”的表白中可想而知。当时李卓吾住在通州马经纶家,马经纶是李卓吾生死与共的朋友,此文中的“好朋友”当指马经纶等人。其二,对后事的安排,也完全出于至诚。本来,李卓吾是想老死在麻城芝佛院的,他预先造好了一座用来安放其骨灰的塔。不料麻城的卫道者们容不得这位“异端”,终于拆除了芝佛院,焚毁了他的塔,使他无处安身。及至通州马家,“春来多病,急欲辞世”,而且能“落在好朋友之手”,他对后事才作了这样的安排。他从选地、开坑、坑的大小尺寸以至如何掩埋、如何立碑等等都作了详细布置。他的这种埋葬法,至俭,至洁,确如他自己所说:“此岂有一毫不清净者哉!我心安焉,即为乐土。”在他看来,“死有所藏,安其身于地下”(《续焚书》卷四《书遗言后》),也就可以了。所以他反对厚葬,反对俗气,认为一切“厚终之具”“终不如安余心之为愈”,并说”此是余第一要紧言语”。其三,李卓吾的这番主张,既是对封建卫道者厚葬主张的挑战,更是他一生追求适性、率真的最后实践。于是,他以坦荡真诚的情怀要求他的弟子“欲守者,须是实心要守”,“若实与余不相干,可听其自去”。李卓吾一生教人真诚,不要做“言假言”,“事假事”的“假人”,以至在《遗言》中还要加上这一条,关于对其坟墓守与不守的问题,李卓吾没有丝毫的假排场,他首先不要求亲人看守:“我生时不着亲人相随,没后亦不待亲人看守。对于弟子,也同样不要求他们看守,但若“实心要守”,也不拂其意,这仍是李卓吾一生所恪守的适性、率真的人生宗旨。
事实上,李卓吾最终并没能在好朋友手里安安稳稳地了此一生。在他病情很重的情况下,当时的封建官吏仍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神宗万历实录》卷三六九)的罪名把他逮捕入狱,他终于在三月中旬某日被迫在狱中自杀。他的好朋友马经伦按照他的《遗言》,把他安葬在通州的北门外。
这篇《遗言》,一切发于至诚,而文字朴实,语意沉稳,虽大限将至,却如对友促膝抵掌而谈,无一悲戚之语,无一苛求之事。谁能想到,一个在封建社会里惊天动地的人物,对自己后事的安排,竟是如此地简单!他不愧是一位大彻大悟的哲人。
名家点评
明史研究专家朱永嘉《李贽〈遗言〉中的生死观》:这一份遗言,是李贽关于自己身后土葬的安排,说得很具体,不用棺木,连一块板材也不用,贴身只有十张芦席,几根木椽,随身日常穿的衣服和一块白布,那是非常简朴的一种土葬方式。李贽原来是准备在龙湖塔葬以安置自己的遗体,因龙湖寺塔被毁,他被迫离开龙湖,在自己病时不得不如此先作安置了。(《论李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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