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屏金鹧鸪”，飞卿语也，其词品似之。“弦上黄莺语”，端己（韦庄）语也，其词品亦似之。正中（冯延巳）词品，若欲于其词句中求之，则“和泪试严妆”，殆近之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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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章里，王国维品评晚唐至五代的三大词人，从三人各自的词作里撷取一句以定每位词人的词品，出乎尔、反乎尔，这算是一种特有的文人情趣吧。
三句词分别是“画屏金鹧鸪”“弦上黄莺语”“和泪试严妆”，皆非评价性的语言，而是形象化的描绘。以形象化的描绘来比喻诗文风格，正如以画喻人一般，这个传统至少可以追溯到唐代。譬如钱锺书有考证说，李商隐的名篇《锦瑟》其实是一篇喻诗之诗：“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李商隐以这两联名句来形容自己特有的写诗方法与艺术风格。这个结论太武断了些，但这样的奇妙趣味在古人那里倒也并不稀奇。
“画屏金鹧鸪”是温庭筠的词句，而这一句恰恰是温庭筠词品的写照。正如人有人品，词亦有词品。“词品”作为文学评论的概念，来自晚清文艺理论家刘熙载，它的含义首先与“本色”有关。
在刘熙载看来，文学创作最要紧的一点便是本色，要写出自己的真情实感、本来面目，切忌俯仰随人或装腔作势。只要守住本色，即便你讲出的东西早已被前人千万次讲过，也没有一点要紧。为了阐释这个主张，刘熙载还专门填有一首《虞美人》：
填词有意夸工巧，工处还非妙。要全本色发天机，试问桃花流水岂人为。
湘渔拨棹歌清调，欸乃谁能肖。爱渠从不解填词，自后填词填字可休提。
桃花流水、渔人棹歌，一切尽是天然本色，自然而然，所以旁人无法模仿；而与其耗费模仿的功夫，倒不如“要全本色发天机”，不刻意要“创作”什么，全不存填词的念头，只在天机发动处任词句自然涌上心头。
在这样的标准下，写作者自然切忌成为职业文人，职业文人的作品自然也全无足观，那些呕心沥血、反复推敲之类的功夫最要不得。那么，既然词不是刻意而为的结果，而是本之于本色天机，词人的品格自然也就会被带到词的品格里，这便是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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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熙载将词品依次分为三等，借宋代陈亮《三部乐》的词句，分别是：媻姗勃窣、峥嵘突兀、元分人物。其中“元分（本色）人物”是第一等，是“唯大英雄能本色”的一类；“峥嵘突兀”次之，虽然比不上“元分人物”，却不乏独创精神；“媻姗勃窣”（【出典】
《汉书》卷五七上《司马相如传》载《子虚赋》：“于是乃群相与獠于蕙圃，媻姗勃窣。上金堤。”唐·颜师古注：“媻姗勃窣，谓行于丛薄之间也。”【释义】
媻姗勃窣，步履蹒跚地缓缓行进的样子。勃窣：匍匐而行;跛行。）最下，匍匐在别人脚下畏首畏尾，最不足取。
在今天看来，无遮无掩地显示本色似乎是一件再容易不过的事情，愈是缺乏教养的人愈是本色天真。以《水浒传》人物为例，李逵最见本色，宋江最无本色，平常人每每介于李逵和宋江之间。但是，填词若填出李逵的味道，我们很难想象这会是什么好事，而以此类推的话，二人转显然也好过巴赫、亨德尔的宏大乐章了。
人类最见本色的事情莫过于饮食男女，而见利忘义、趋炎附势、贪生怕死显然也远较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更见本色天真。但我们不能忘记的是，儒家是主张性善论的，真诚相信“人之初，性本善”，至于为何同样性本善的人有些成为好人，有些成为坏人，那是因为“性相近，习相远”。所以，许多在今天被认为是本色天真的事情，并不能得到古代儒家的认同。
譬如柳永的词最是俚俗，最有诲淫诲盗的本色天真，而刘熙载批评他的“酒恋花迷，役损词客”的词句说：“这种人只能被称为流连花酒的轻薄子，不配称为词人。词人要有宽旷的胸襟和高远的情致。”
刘熙载继续发挥道：欲不是情，这是我们首先要辨明的问题。情的极致是什么呢？是忠臣孝子、义夫节妇。欲和情非但不同，甚至彼此对立，此消彼长。词家要达到的境界，是名教之中自有乐土，儒雅之内自得风流。（《艺概·词曲概》）当我们真的将刘熙载的“词品”概念追根溯源，却在文艺趣味之外发现了正统儒家的道德标杆。
在相当程度上，王国维并不认同刘熙载的“词品”概念，所以当他在《人间词话》这一章里论说词品的时候，大略只是借瓶装酒罢了，意在概括词人一以贯之的创作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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