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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再看一首与冯延巳《鹊踏枝》异曲同工的作品：朱孝臧的《鹧鸪天》。
朱孝臧是王国维的同时代人，是晚清声誉最著的词人，一名祖谋，号彊村。朱孝臧填词以南宋吴文英为法，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有专门评论他的一章，说他学吴文英而青出于蓝，达到了学者填词的艺术极致。
这样的评语，在今天看来已属推崇备至，在当时却只会被人当作不知深浅的后辈妄议。朱孝臧是当时海内填词第一人，还被推尊为集清季词学之大成者，王国维却还只是一个籍籍无名的后生小辈。
朱孝臧是光绪九年（1883）进士，官至礼部侍郎，在辛亥革命之后坚决“不仕新朝”，以遗老姿态为清帝国守节。1925年，朱孝臧过天津，以君臣大礼参拜溥仪，涕泣不能自已。这样一位朱孝臧，与冯延巳很有一点共通；他所处的时局背景，和冯延巳也很有一点共通。我这里撷选的《鹧鸪天》是朱孝臧于戊戌变法之后的作品，词题为“九日，丰宜门外过裴村别业”：
野水斜桥又一时。愁心空诉故鸥知。凄迷南郭垂鞭过，清苦西峰侧帽窥。
新雪涕，旧弦诗。愔愔 注释标题 愔愔：寂静幽深的样子。 门馆蝶来稀。红萸白菊浑无恙，只是风前有所思。
词题中的“九日”即重阳节，“裴村”是“戊戌六君子”之一刘光第的字。重阳之日，朱孝臧经过丰宜门外刘光第的住处，其时戊戌变法刚刚失败，才遭捕杀的六君子血仍未冷，沧海桑田之变竟真的只在转眼之间。然而读这首词，却发现词句里没有任何实指，隐约只看出词人在怀念故友，有些物是人非的伤感罢了。“红萸白菊浑无恙，只是风前有所思”，一切还是原貌，唯一变化了的只是词人的思绪；但“有所思”究竟在思量着什么，仿佛有千言万语，仿佛骨鲠在喉。
读者愈是熟谙戊戌变法的历史，愈是能够体会词句里那种痛彻骨髓的伤怀，愈是能够读出这首淡淡小词其实有着何等波澜壮阔的表现。回顾冯延巳那首《鹊踏枝》，南唐因太久远而模糊的历史上是否也有过这样的波澜呢？倘若我们真的能够以理解晚清史的力度理解千年之前的南唐，也许会发觉“独立小桥风满袖，平林新月人归后”与“红萸白菊浑无恙，只是风前有所思”其实有着一般的惆怅吧？
饶宗颐曾推断说，那首《鹊踏枝》应是冯延巳罢相之初的作品，当时时局逼仄，词人正迎着满天的指责。但这到底只是推断，寻不到太多证据可以凿实。而这样的推断倒也是知人论世的，我们涵泳愈久，便愈发体味到词人那一种复杂心曲虽百转千回，却总也落不到实处。这样的感觉，正是陈廷焯所谓“沉郁”，亦是“深美闳约”之“美”与“约”。
至于“闳”与“深”，在与同时代词人的比较当中最可以看出。他人常写金玉画堂、玉钗云鬓，沿袭温庭筠的旧路，做尽仕女画的功夫，冯延巳的词却特别眼界阔大，余味悠长。这已是文人的词，而非歌女的词。“深美闳约”的评语若借用在冯延巳身上，至少不比用在温庭筠身上更不合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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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惠言送给温庭筠的“深美闳约”被王国维夺来转赠予冯延巳，而刘熙载评价温庭筠的“精妙绝人”四字却得到了王国维的真心认可。
“精妙绝人”出自刘熙载的名著《艺概》，上下文是“温飞卿词精妙绝人，然类不出乎绮怨”，意即温庭筠的词作，论精致巧妙则无人能及，可惜内容仅流于旖旎闺怨。显然从温庭筠的词里，刘熙载并不曾体会张惠言所读出的微言大义。刘熙载自有一种朴素风格，他还评论韦庄和冯延巳的词“留连光景，惆怅自怜”。
刘熙载是清末学者，文学批评史上的一代宗师。《艺概》是刘熙载最有影响力的作品，顾名思义，这其实就是一部艺术概论，如果再配上一部作品选编，就可以在今天的大学里开课授业了。
在刘熙载以前，人们对词的观念一般以婉约为正宗，以豪放为变体。与其说这是在确认词的艺术特点，不如说这是从词的功能性角度来看问题的。词原本是筵席上的歌曲，人们喝酒、听歌、看舞，充分享受人生。但如果在这个筵席上，所有人都在吟风弄月，突然有某人慷慨悲歌，这实在太耍个性，太煞风景。
我们看南唐社会，达官显贵蓄养歌伎，文娱之风鼎盛。名画《韩熙载夜宴图》描摹的就是这种场面，画中的主角韩熙载正是南唐显贵，冯延巳正是韩熙载筵席上的常客。官僚贵族们搞文娱、搞社交，最忌讳的事情莫过于谈国事、论抱负的，因为这类话题最容易引发唇枪舌剑，不识趣的人很容易就把场面弄得尴尬。
赋诗尚须避讳，填词更不用说。欧阳修就做过这种尴尬事：那是晏殊做枢密使的时候，一次雪中宴客，兴致正高，欧阳修即席赋诗，说道“主人与国共休戚，不惟喜乐将丰登。须怜铁甲冷彻骨，四十余万屯边兵”。当时宋朝正对西夏用兵，晏殊是总负责人，所以这样的诗一吟出口，主人最是不快。晏殊后来对旁人发牢骚说：“裴度也曾宴客，韩愈也做文章，就连这两位忧国忧民的楷模也只说‘园林穷胜事，钟鼓乐清时’而已，有谁会像欧阳修这般搅局！”（《苕溪渔隐丛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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