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物主也真会捉弄人，那些养尊处优之辈，整日价研究养生之道，却往往从头到脚浑身是病；而一辈子吃辛受苦的乡野小民，栉风沐雨，不忌生冷，却能没病没灾。母亲的身子骨一直还算硬朗，1976 年，她患了舌癌，到肿瘤医院治疗，出院前，我私下问医生预后如何，回答说：“情况好，还能活一二年。”但母亲不相信自己会死，在背后大骂医生“嚼蛆”：“六十三，有个关，去年得病是该我命中有一坎，既然熬过了年，有得过哩。”她果然否极泰来，越活越滋润。村里分田到户，她坚持要了两块责任田，专心致志地作稻粱之谋。两块田，一高一低，长水稻，高田放不上水，她每天大老早起来煮一锅粥，然后夹着脸盆去刮水，刮一阵子，回来吃碗冷粥，再去刮。一锅粥吃到晚，一只脸盆刮到稻穗垂青。我劝她说这样不值得，横竖我们口粮吃不完，带点粮票回来买就是了。她说自己种的米香，营养好；说粮站的老陈米里面用了药粉，那是化学。“况且，不种田，整天日子也难过哩……”

我知道那“况且”是因为孤独。我一月两月的回来一次，每次回来，她都高兴得孩子似的宣扬：“我儿子回来了。”然后喋喋不休地问这问那，但话题总是越来越少。在外面的那个世界里，我有那么多的红尘杂务，人生静面下掩藏着太多的无奈和烦恼：竞争中的失意，人际关系的险恶，生活的周而复始、平淡无味，这些我怎么能向她诉说呢？既透不出信心，也怕她为我担忧，于是便只能问些钱粮油米之类，渐渐地，竟相坐无言。有一次，坐着坐着，母亲默然垂泪了：“我一个人在家，成天的没个人说话，嘴都闷臭了，好不容易盼到你像云片儿似的飘回来一次……”

我一时羞愧得无地自容。不错，外面的世界很无奈，恓恓惶惶，耿耿于怀的无非是那点过眼烟云的得失而已，名缰利锁中，我怎么偏偏忽略了母亲那双深情期盼的目光呢？每次回城，母亲总要跟到前面的大路上，抓着我自行车的后架说：“有空回来呀。”在那一瞬间，做儿子的心头便况味四起，严正告诫自己以后要经常回来，在家多住几天。可一进入城里的那个世界，却又身不由己了，仍旧是一月两月的才“飘”回来一次。

到了1989 年的夏季，四十岁的我却要远离母亲而去了，是母亲动员我走的。因为我们夫妻分居已经十三年，孩子也已经上中学了，长久下去，总不是个办法。每次回来，母子无言枯坐时，母亲便作出很轻松的样子：“你去吧，不要挂念家里，再过两年，等我做不动了，也随你们去。”然后便小心翼翼地打听调动的进程，我总是说：“早哩，领导勒着不放，年内走不掉。”母亲听了，不知是高兴还是失望，仍旧是那句话：“你去吧，不要挂念家里。”一边扭头去做她的那些永远忙不完的家务。

但领导并没有怎么样勒着不放，调动的手续很快就办好了。我先没有告诉母亲，找了一辆车，把坛坛罐罐的运到妻儿那边，到新的工作单位报了到，准予下个月正式上班。然后回到原先的那座小城，像往常那样，骑着自行车“飘”回母亲身边。我想陪母亲在家里住上几天，找个机会把调动的消息告诉她，当然要尽可能轻描淡写些，仿佛不过是出门作一次很普通的旅行。几天以后，再骑着自行车去妻儿那边。大热天，凭两个轮子滚过大江南北几百里行程并不轻松，我为的是让母亲觉得儿子那地方并不遥远，仍旧和往常那样，可以骑着自行车“飘”来“飘”去的。

那几天，母亲情绪很好，总是津津乐道于村里村外的种种趣事，又领我到田头看她种的庄稼，很豁达乐观的样子：“再过几年，这田我也不种了，进城跟你们享福去。”我想告诉她调动的事，但一直不忍出口，怕坏了她的兴致。直到临走的前一天，我拿出一点钱，对她说：“明天我骑车到江南去，可能要住些日子才能回来。”她轻轻地把钱挡回来：“钱我有哩，你去吧，早点去上班，新到一个地方，要有好印象。”

我心头一紧，原来她已经知道了，只得努力地笑笑：“反正不远的，骑车来去很方便。”

母亲顿了顿，相当平静地看着我：“只要你们一家过得好，我比什么都高兴。给你说实话，城里我是终究不去的，死就死在这老屋里，人是土物，离不开土地哩。只是有一桩心事，下次回来，你给我买点木头，早点把大褂子拢起来，也不必花大钱，能遮遮人眼就行了……”

“大褂子”就是棺材。我不禁戚然，唯有点头而已。

第二天我走的时候，母亲没有跟到前面的大路上，只站在门前的枣树下朝这边看着。

我是从来不善于写信的，特别是给母亲写信，她不识字，有了信必要请人看了再翻译过去，自然只剩下空脱脱的几桩事体，淡了其中的情致。因此，到江南以后，我一直没有给家中写信，只将那些要说的话苦涩而温馨地演绎在心底。在许多落寞失意的时刻，在异乡苍凉的海关钟声的余韵里，母亲那白发飘零的身影便时时浮现在面前，让我独自一遍遍地体验人生的凝重、生命的悲苦欢愉以及至善至美的人间亲情。这期间，有一个堂侄来过，带来了母亲养的小公鸡和树上的枣子，还有包扎得很好的我遗落在家中的几毛钱菜票，母亲不知道那是我在外地学习时多下来的，眼下已无异于几片废纸。来人说母亲还像往常一样，又说稻子收了，折了垒得很高，麦子的基肥下了豆饼之类。我似乎略感宽慰。但深秋的某个傍晚，当我站在萧瑟的西风中，看着几片落叶在台阶上恓惶地飘动时，突然涌上一股强烈的思乡之情，我急切地要回归母亲的怀抱，回归老家那皱纹似的村路和温暖的茅屋。这冲动是如此强烈而不可抑制，以至于一晚上几乎失了魂似的。妻子似乎看出了什么，说：“你该回去看看妈了。”我说：“明天就回去。”妻踌躇地：“只是来不及买东西了——多带点钱吧。”

第二天一早，我就迫不及待地上路了。

当然是骑自行车。

母亲在河边割草，随着呼哧呼哧的喘息，那白发也在芦叶间一高一低地晃动。我轻轻喊了两声，她没听见，只有柴刀砍在芦桩上轻轻地呻吟，到第三声时，她才抬起头来，当下扔了柴刀，定定地看着我，仿佛不认识似的，然而终于笑了：“白了，比在家里白些了……”

但母亲却显得苍老多了，眼神的迟滞茫然自不必说，身子也佝偻了不少，脸上的寿斑连成了一片，脖子上那条长长的疤痕是手术后留下的，蚯蚓一般沿着松坠的皮肤向下延伸。当时，本来应该进行舌部手术的，但考虑到这么大年纪了，怕在手术台上下不来，就采取了切除颈部淋巴，防止转移的方案，这很大程度是带安慰色彩的，因为原先的病灶还在，光是防止转移有什么用？如果允许作一次残酷的选择，能转移到别处未始不是好事，因为还有什么肿瘤比生在舌头上更痛苦的呢？我的心陡然沉痛起来，母亲，你能够承载山一样沉重的贫困，能够承载青年丧夫和中年丧子的剧痛，也能够承载癌病房里那近乎残酷的治疗。但是在你的晚年，却难以承载心灵的孤独。虽然我是骑着自行车走的，虽然我许诺还像以前那样“飘”来“飘”去，但是你却无可奈何地意识到，儿子已经离你而去了。山高水长，天各一方，期盼也从此变得遥远朦胧。而你又不愿离开脚下的那片土地，只能孤寂地苦守着老屋。白天，你努力使自己沉浸于超负荷的劳作中；晚上挑着欲熄还燃的灯芯，暗淡地谛听着旷野里任何一点轻微的响动，心思飞得很远……

这次回家，我整天陪着母亲，尽量找些让她高兴的话题，但说着说着，有时母亲会忽然坐着发呆，只是凝望着枣树上的最后几片树叶，似乎沉浸于某种悠远的思想。有一天夜里，她忽然大呼我的小名，声音惶急得很，待我站到她床边，且让她抓着手时，她才如释重负的松了口气：“我以为你走了呢……”

但儿子终究是要离去了。

此一去，又是几个月，直到有一天邮差送来了老家的电报：“奶奶生病，速回。”是堂侄打来的。

一直不敢去想却又不得不想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母亲旧病复发，还在原来的部位上。其实我上次回来时，她就已经明显感到不适，但她没有说，怕我担心，同时也心存侥幸，希望像以前发生过的那样，只是受了寒凉，偶尔发炎，以后会好起来的。

然而这次没有好。

从肿瘤医院的门诊大厅出来，我让母亲坐在花圃的石阶上，自己返身上楼向医生摸底，尽管希望之光微薄得近乎虚无，但由于有过第一次的大难不死，便总想着能再次出现奇迹。

奇迹没有出现。医生以那种职业性的冷漠告诉我：“这么大年纪，又是复发，没有任何治疗价值。趁现在还勉强能吃，想吃什么回去弄给她吃。”在我的一再恳求下，他才同意做一次化疗，算是对病人，也是对家属的一种安慰。

看到我从楼梯上下来了，母亲迎上来，问：“先生说看得好吗？看不好，咱明天就回去，不要把钱往水里扔。”

我说：“看得好，先生给你用好药哩。”

母亲叹了口气：“人过千年有一死，我不怕死，只是天底下的病多得很，为什么还要让我死在这种病上。”她知道这种病最后是很痛苦的。

接受化疗前，母亲提出要到琅山去烧香，我陪她去了。在山脚下，个体轿夫蝗虫似的围上来兜揽生意，要价也不很高，可母亲坚持要自己一步步爬上山。我知道，她是要以自己的虔诚感动上苍。在山顶，我替她买了香烛，捐了功德钱，让她到九垒高台之上的菩萨面前叩拜如仪。同时，台下的儿子也在心底默默地祈祷：上苍，睁开你的慧眼，看看芸芸众生中的这个普通女人吧，为了她这辈子经受的苦难，为了她执著而毫不张扬的爱，你无论如何该发一发慈悲。上苍，为了母亲，我这个无神论者的灵魂向你跪下了……

下山了，一步步从远古走向现代，山顶的钟磬声犹自隐约可闻，山脚下激光摄像的招徕已经喧嚣而来。这玩意很有号召力，能当场把人像印在手帕之类的东西上。母亲饶有兴味地看了一会，离开时，有些迟疑地问我：“画一张得多少钱？”

我说：“四块。”

于是便越发迟疑，但终于还是说了：“我也想画一张。”

我说：“画吧。”

“这里不用血照哩，我也不怕它把魂灵摄了去。”老辈子人称底片为“血照”，认为照相会把人的魂灵摄去的。

母亲端坐着，笑得平静而慈祥。“这老太，镜头感特好。”影像出来了，先印在纸上，不光是摄像的个体户，还有四面围观的游客都赞不绝口。个体户又问：“老太属什么的？”“属虎，七十七岁。”于是便选一块带生肖的手帕，把人像印上去。母亲自己也很满意，举着正正反反的看了一阵，郑重地交给我：“我这一世人生从没拍过小照，就这一张，你收好，以后你们也有个想念。”语调相当坦然。

回家的路上，母亲的情绪显得很宽松，似乎应该做的事情都做了。明天，她可以一无牵挂地进入病房，去接受命运的裁决。

一个月后，母亲走出病房时，除去脱落了满头白发外，其他没有任何效果，癌细胞正在野玫瑰一般的扩散，一切的药物都已无能为力，只有镇痛片须臾不可离开（后来是针剂杜冷丁）。曾经死死地眷恋着故土的母亲，现在不得不住入我们拥挤的公寓楼，度过她最后的时光。

然而，城市的景观，终究不如乡村那样鲜活流畅，朝朝暮暮，几乎永远是一种节奏和色调，连天空也被蓬勃向上的楼顶分割得支离破碎的。母亲是离土地很近而离都市很远的农妇，无论被病痛折磨得怎样昏天黑地，每天，她都明白无误地记得农历的日子，以及还有几天该是什么节气。城里人对天气的反应是极淡漠的，至多也不过关系着上班带不带雨具及阳台上的衣服要不要收之类，只有母亲常常会忧心忡忡地抱怨：“多少天不曾下雨了，田里干得冒烟了。”某日，半夜里风雨骤至，我们都睡死了，忽听得母亲喊我们关窗子，口中且念念有词：“救命雨啊，明天家家筑墒栽山芋……”

有一天，我正闷头写一篇什么小东西，竟没有听到母亲的呼唤，她终于挣扎着跑进我的房间：“我喊老半天了，你咋不睬？”我不禁悚然，连忙解释：“妈，我有一只耳朵听不见，小时候下河灌了水的，几十年一直不见好，现在基本上废了。”母亲见我有点悲哀的样子，便转而安慰道：“废了好，人生在世，总该有一缺，十全十美反倒不好，难得长寿。”

初时，我并不曾介意，后来细细一想，天，母亲这话竟有如禅宗大师的偈语一般，其中意蕴深沉的哲理，令我好一阵颤栗不已。是啊，阴晴圆缺，物极必反；盈虚溢损，相克相生，所谓造化大抵不过如此而已。母亲难道是在阐述这宇宙人生的终极真理吗？按说，母亲是算不上什么知识者流的。曾记得1979 年春，正值中越边境战事初起，乡村里也传说纷纭。有一次我回家，母亲忽然神秘兮兮地告诉我：“听说林彪在人家那边帮助指挥哩。”看着她那相当严肃的神色，我不禁哑然失笑，只得叫她大可不必担忧，林彪早就摔死了，怎么会跑到人家那边去呢？母亲生活的天地极其蹙窄，终年基本上足不出村，她又不识字，不能读书看报什么的，对所谓的国家大事难免孤陋寡闻。但不识字的她却常常闪现出思辨色彩和智慧之光，那是因为积淀了多年的人生体味。这些，亦常常使我这个“有文化”的儿子感悟良多。

又到了一年的深秋，黄昏的光线短促而凄凉，夜色缓缓地流逝，有如跚跚踽行的老人，小雨洒在石板街上，透出一片冷色。母亲的小床靠着窗口，精神好些时，她常常伏在窗台上往外看，随着季节的变迁，母亲的脸上一天天地凝重萧索，叹息也变得悠长：“树叶子快落光了。”“太阳照不过来了，日天越来越短了。”终于有一天，她坚决地提出要我送她回苏北老家。

母亲回来了，回到了故乡的老屋，明知大限迫近，反倒超脱了许多，似乎能在自己的老屋里终了一生，也就无怨无憾了。在镇痛药发挥效应的那点时间内，她平静地吩咐后事中的每个环节，唯恐我在哪一点上不周到。此外的话题就是讲她孩提时代的往事，很温馨陶醉的样子。一次梦中醒来，她兴奋地告诉我，说梦见小时候到外婆家去了：“路两边好多好多的菜花，一眼也望不到尽头，我赤着脚走啊，走啊，浑身上下全沾满了花瓣，连太阳也成了金黄金黄的。外婆家远哩，一到她家，我就说：‘我累死了，想睡。’外婆揉着我的脚，说：‘你睡吧——咋赤着脚来的？好远好远哩。’我爬到外婆床上就睡着了……”母亲讲这些的时候，脸上神采飞扬，灿烂得有如少女一般。我问她后来怎么样了，她摇摇头：“后来就什么也没有了，上了外婆的床就睡着了，我累哩……”

是的，母亲太累了。

几天以后，母亲平静地逝去。本来，医生说至少还有一两个月最艰难的日子，但上苍有眼，开脱了这最后一次苦刑。是啊，我亲爱的母亲，你这辈子的劫难难道还不够多吗？为什么最后还要让你承受那么残酷的折磨呢？

丧事的一切都照母亲生前的嘱咐办，简朴而又得体——根据风俗应有的礼仪和作为一个普通村妇所能够享受的规格。开丧之前，一个帮助料理丧事的堂侄提醒我：“你要多准备几桌碗哩，到时候百儿八十的也不够人家偷。”我一时大惑不解，竟不知这是乡间的风俗：凡高龄且有福的老人死了，来吊丧的人吃罢饭，往往要把碗偷回去给孩子用，说是可以免灾。根据堂侄的说法，像我母亲这样的身份，子女都是大学生，而且在外面都混得不坏，孙辈也很出息，在乡村里算是有福的了，到时候人家偷碗是免不了的。所谓偷只是个说法，其实就是拿，大大方方地拿，张张扬扬地拿，商量起来大呼隆地拿。而对于主家来说，则是碗被拿得越多越风光。“去年东村万书记的老子死了，那场面啊，一批客人吃过了，桌面上的碗一个也不剩。家里的碗不够了，派拖拉机到供销社去拖，最后连供销社的碗也拖光了。啧，那福气……”

这些我自然不懂。但令我费解的是，以母亲的精细，对后事的方方面面又考虑得那样周到，为什么却遗忘了这桩大事呢？

母亲是凌晨卯时入土的，这是风水先生看定的时刻，农历的月底，这个时刻正好是先升月亮后出太阳，寓意自然很不错。母亲的灵柩出门时，正值一弯残月挂在东南角上。我撒着纸钱在前面领路，把母亲领向那片刚刚拾掇干净的萝卜地。清冽的寒风吹送着女眷们嘤嘤的抽泣，送葬的喇叭声在夜色里走得很远。而我的心头却一片空白，飘飞的纸钱中，似看见一大片乱晃人眼的菜花，母亲赤着脚，在菜花掩映的小路上吧嗒吧嗒地走，浑身上下沾满了金色的花瓣……

一辈子苦恋着土地的母亲，终于又回归土地，永远永远地和土地结合在一起了。斯时，乳白的曙色悄悄地挂上了东方的天际，是一块浩荡澎湃的挽幛么？

母亲人缘好，村里村外来吊丧的很多，流水席，坐了一批又一批，但原先预计的“偷碗风潮”并没有发生。一批客人撤下去了，酒碗饭碗菜碗汤碗虽一片狼藉，却并不见少。我心头隐隐约约的期待终于被丧席上这种残酷无情的文明所粉碎，化为酸楚和悲哀，为我可怜的母亲，和她那七十七岁的人生……

事后一清点，总共只少了一只碗。

那位曾经担心“百儿八十不够偷”的堂侄，后来又噙着泪水告诉我：“少的那只碗，是孩子喝茶打碎的。——奶奶这一世，苦啊……”

呜呼，我真想大哭一场。

暮云春树，逝者如斯，日子又朝朝暮暮地过去。生者仍在恓恓惶惶地忙碌，只是每当静夜或霜晨，尘世的喧闹暂时隐退以后，我便坐在窗前，燃起一支烟，开始和母亲探讨关于爱的涵义，关于永远难择而又难弃的人生问题。

母亲到了晚年，喜欢喝本县生产的一种糯米酒，说年纪大了，夜里觉头不好，上床前喝两口，比什么都舒服。一次，我带回去两瓶，是精装的，母亲心疼地说：“要这么好的做什么？贵哩。”我显得很气派：“不贵，你尽管喝，喝光了我再带回来。”以后问过她几次，都说：“还有哩。”母亲过世以后，我收拾房间，却发现床前的柜子里，那两瓶糯米酒还在。

前些时，为了与自己生计有关的事情，我和妻去找一个朋友帮忙，妻拿出那两瓶糯米酒在手里掂掂。我说：“这是留给妈喝的……”

妻默默地放下酒，去小店里买了一条中档烟。

哦，母亲，如果你觉得孤寂，就常回来看看吧，你爱喝的糯米酒给你留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