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都市诗人”张岱的为人与为文(完)
(2022-03-11 14:0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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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寄托着文人生活理想的“奇人”、“奇事”,关键不在“一技之长”,而是“一往情深”。“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类似的说法,袁宏道的《瓶史》已着先鞭,比如“好事”那一则,就有这么一句:“余观世上语言无味面日可憎之人,皆无癖之人耳。”而张岱接过这一思路,大加演绎,在《祁止祥癖》、《五异人传》等文里,将其精微处,发挥得淋漓尽致。与袁中郎的空头议论不同,张岱举了好多例子,说明“有癖”如何“可爱”。而且,将此趣味,落实在几乎所有文章中。就像这则《闵老子茶》,说的也是“我”和周、闵三人无伤大雅的同好、同癖。
张岱擅长写人,而且以细节为主。三言两语,便足以流传千古。这种笔调,最直接的渊源,应该是《世说新语》。《陶庵梦忆》里的不少人物,包括张岱自己,都颇具晋人风韵。但还有一点,这种笔墨的养成,我怀疑跟张岱的好说书、好梨园有关系。写的多是奇人,选用的又都是传奇性的细节,干脆利落,要言不烦,让你“拍案惊奇”。我认为应该关注“笔记”在中国文学史上的特殊功用,这种兼及“散文”与“小说”的著述形式,对于文体的转换与革新,关系重大。
因“少为纨绔子弟”,张岱见多识广,波澜不惊。像“独往湖心亭看雪”,或者“酣睡于十里荷花之中”,这样的雅事,出自袁中郎、陈眉公笔下,会有炫耀的嫌疑;只有张岱,淡然一笑,点到为止。这是因为,繁华靡丽,过眼皆空,经过了,也就不太稀奇。所以说,张岱后半生的“平淡”,是以前半生的繁华靡丽为前提的,这是第一点。第二,毕竟是国破家亡,披发入山,此时的“好弄笔墨”,不可能重弹太平岁月的老调。易代之际,读书人地老天荒的感觉,使得其文章不可能过于“空灵”;即便出于“平淡”的口吻,也都显得很不平淡。第三,张岱不只见识广,而且读书多。《四书遇》、《夜航船》等,虽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著作,但有一个好处,证明张岱确实读了好多书。有这样的“绚烂”做底,张岱的“平淡”,于是非同一般。
另一个例子是《夜航船序》。“天下学问,惟夜航船中最难对付。”为说明这一点,张岱讲了个故事。有一个和尚,同一个读书人一起坐夜航船,一路上,读书人高谈阔论,和尚很害怕,觉得自己没学问,只好蜷缩在船角。可越听越不对,和尚终于发问:请问相公,澹台灭明——那是孔子一个学生的名字,是一个人呢,还是两个人?读书人回答:当然是两个人啦。和尚又问:那尧舜呢?读书人更是理直气壮:当然是一个人。和尚笑了笑:“这等说起来,且待小僧伸伸脚。”就像张岱说的,这种“眼前极肤浅之事”,我辈必须记取,免得大小和尚动不动就要伸伸脚。
说到这,还有件趣事,同样值得一提。在《一卷冰雪文后序》里,张岱讲到,昔日张凤翼刻《文选纂注》,有个迂腐的读书人追问,既然是文选,为什么还有诗?张凤翼跟他说,这是昭明太子所辑,干我什么事。那读书人还不依不饶:“昭明太子,现在在哪儿?”张告诉他:“已经死了。”读书人说:“既然死了,那就不追究了。”张答:“即便不死,你也没办法追究。”“为什么?”“他读得书多。”张岱说,我很理解这句话的妙处,所以,轮到我编《一卷冰雪文》,也附诗。我同意这个说法,读书做学问,确有入门途径,以及若干必须遵守的规则;但若“读得书多”,达到某种境界,确实百无禁忌,不被各种现成规矩所束缚。也就是说,同样的事情,有人能做,有人不能做。初听起来,这很不公平;可你仔细想想,是有道理的。比如有些话,饱经沧桑的人说出来,很好;少年人依样画葫芦,就不太合适了。前些年我回中大,见到师兄的孩子,才五、六岁,背了很多唐诗宋词。那天,他靠在门上,父亲问他:“干嘛?”他做沉思状,答:“断肠人在天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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