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安乐死现场：明明可以活着，为何选择死亡（《安乐死现撤[日]宫下洋一）
(2021-08-07 17:55:21)文 | 宫下洋一
编者按：有难以忍受的病痛、没有治愈的希望、能够明确地表达意愿、没有患者期望的治疗手段，这是实施安乐死的四个基本条件。但是，痛苦该如何测量？治疗到何种地步才算是没有了希望？抱着这些疑惑，记者宫下洋一踏上关于安乐死的采访之旅。从瑞士、荷兰、比利时、美国、西班牙到日本，在允许或不允许安乐死的国度，聆听医生、患者及其家属支持或反对的声音。《安乐死现场》一书获讲谈社非虚构文学奖，中文版近日由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以下摘自该书。
2016年3月，我收到普莱西柯寄来的邮件。在与各国患者用邮件交流时，她总是会加上一句：有位热心的日本记者正在写一本关于安乐死的书。他在寻找可以采访的患者。请考虑一下。
普莱西柯这次要协助自杀的，是一个与迄今为止的患者类型都不同的人。她并不是死期将近，而是今后还有活下去的可能。她所患疾病的病名为多发性硬化症（以下简称MS）。
世界约有230万人患有此病，日本约有1.7万人。这是一种发生在中枢神经的难治之症，发生病变的部位不同，表现出来的症状也不同。如果是视觉神经病变，就会产生视力低下、视野狭窄等症状；如果是小脑异常，就不能直着走路；如果是大脑的话，就会产生运动障碍。症状时好时坏，反复发作，长期持续。该病有时也会进一步恶化，但不会危及性命。
安乐死不应该用于“虽然有自杀的愿望，但是死期还远”或者“无法表达意思的昏迷状态”的患者身上。这是在大多数医生和法学家之间占主流的共识。普莱西柯介绍的女性，不是末期患者。可以协助她自杀吗？
1
桑德拉·艾邦斯是一名出生于英国朴茨茅斯的女性。与她联系两个星期后，我决定乘坐航班，与她在同一时间段到达巴塞尔米卢斯弗赖堡欧洲机场。我从巴塞罗那出发，她从伦敦启程。
这个机场很复杂，横跨三个欧洲国家。出口有三个，分别是德国、法国和瑞士。如果搞错出口，还得进入机场重新办理手续再出来。我先到，在“瑞士出口”等她。虽说她得了MS，但也不知道病情具体进展到什么程度？仅凭邮件，无法想象与她本人到底能不能通过对话交流。但她的确是身体不方便，机场的工作人员会不会用轮椅把她推出来呢？
大约10分钟后，一位坐着轮椅的白色短发女性出现了，膝上放着一根拐杖。
桑德拉只身一人前来。她的身体比我想象得要结实，说起话来口齿清晰，没有问题。两只手活动自如，她用一双黑色的大眼睛望着我，微笑着露出了洁白的牙齿。行李只有一个绿色双肩包。一眼即能看出她坐飞机很疲劳，因为偶尔她会闭上眼睛，深深地吐出一口气。
在机场的出口，一辆酒店专用豪华轿车在等着她。我们坐进了黑色宾利轿车的后座。前往巴塞尔最豪华的莱斯罗伊大酒店。
行李只有那个绿色双肩包吗？
因为话题比较敏感，为了不让司机听见，我说得很小声，但她却回答得很大声。
详情我准备入住宾馆后再问。尽管如此，作为第二天就要离开人世的人，她还真是莫名地开朗，笑意不断。不过到了这个阶段，我也在客观上知道，正因为是决心赴死之人，才更加开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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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星级酒店办完入住手续后，我们立即去了房间。桑德拉的房间能将莱茵河美景尽收眼底，配有邦与欧路夫森牌的高级镀金电视，宽敞的高级双人床，墙边放了一张白色沙发。她坐在沙发上，深吸了一口气，然后又慢慢吐出，随后站起身，拉上了窗帘。
“对不起，眼睛有点累。”
我坐在写字台的椅子上开始提问。
普莱西柯的问诊安排在30分钟后，我们无法长谈。她的身体状况不稳定，所以拒绝在诊断后接受采访，因此我决定用平常一半的时间，只问最重要的几个问题。桑德拉挺直后背，说了句“I
am ready(我准备好了）”，深吸了一口气。
我立即注意到她答非所问。听说神经痛导致MS患者缺乏专注力，所以无法找到恰当的词语并有效地组织在一起。她的话非常跳跃，我把我们的对话整理如下：
发现这个难治之症以后，虽然频频跳槽，但她依旧做着打字的工作。到了1983年，36岁的她突然觉得，不如专注于自己喜欢的事情。
当时，她已经和丈夫离婚了，一头扎进了学习里。只有初中毕业水平的桑德拉取得了大学的入学资格，而且还是全美屈指可数的名校——耶鲁大学。在这里学习了心理学后，她又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取得了医学学士学位，然后再次回到耶鲁大学，成为了医学博士。她致力于研究在世界范围内蔓延的HIV，以及对麻药依赖症患者的药剂疗法与心理疗法。
当时她的MS状态是“复发缓解型”，症状时断时续，反复出现，但是能够继续工作。然而，1999年，她被诊断为“继发进展型”，身体的功能障碍不断加重。此后一段时间，虽然还没有影响到工作，但在2005年，她决定辞职，同时与美国男子再婚。两人来到了英国。
我开门见山地问道：
桑德拉的脸部疼痛非常严重。准确地说是“三叉神经痛”。断断续续的疼痛，有时会剥夺患者的求生欲，因此它有“自杀病”的别名。
每次说话，嘴角都会痉挛。最近有人推荐她使用一般用于除皱的肉毒杆菌，做了多次止痛手术，但不仅没有效果，疼痛反而加剧了。面部疼痛已经恶化了六七年。即使活着，能做的事情也有限。
一提到狗，她高兴地大声笑起来。但她时不时会表现出无法集中精力说话的样子。有时她闭着眼睛说话，并频繁地用一只手使劲按着下颌骨。我觉得不能让她太勉强，所以加快了采访的速度。
美国人丈夫是她在耶鲁大学认识的一起做研究的人。几个月前，他被诊断出患有心脏病，不能坐飞机，因此无法和她一起飞到巴塞尔。然而，相比这些，“我不愿意想象，我死后他只身一人回英国的样子”，桑德拉含泪说道。
最后一天早晨，在到达自家门口的出租车前，两人拥吻而别。这是来这儿之前几个小时的事情。桑德拉哭着鼓励丈夫：
她一直到最后都在关心丈夫。丈夫一边挥手，一边哭泣，直到载着妻子的出租车消失在视野里。
在我离开房间之前，桑德拉从背包里取出一个信封。里面有4张丈夫的照片和2张爱犬的照片。她用颤抖的手，将丈夫作小丑打扮的照片递到我面前。
那是1998年5月22日，夫妻俩在康涅狄格州的餐厅里照的相片，当时两人都还是研究员。她怎么也不会想到，16年后自己会在瑞士自愿死亡吧。
3
几个小时后，桑德拉将离开人世。第二天上午8点，气温15度，在4月上旬的瑞士，算是暖和的早晨了。由于附近居民和反对者的投诉，普莱西柯已经搬离了巴塞尔市内的摄影棚。于是，这次匆忙决定在郊区乡村普莱西柯朋友的家里进行安乐死。在独栋小楼聚集的住宅区里，小学生们喧闹着走在上学的路上。我边看地图边找路，突然听到了一个女人的声音。
时隔一个月未见的普莱西柯进来了，紧跟着的是她的哥哥路艾迪。随后，桑德拉由法国女性友人陪同，走入屋内。
“早上好！”
我下意识地这样说道。以前，我明明无法轻易说出这种话，这是为什么呢？也许是桑德拉的笑脸让我吐出了这几个字。
普莱西柯和桑德拉在给对方的契约书上签上自己的名字。我在患者的斜后方注视着整个签约过程。路艾迪开始在床旁边准备点滴和摄影机。
“您不是被谁强迫来到这里的吧？”
普莱西柯与我对视了一下。
上午9点整。准备好后，普莱西柯向桑德拉说道：“好，请到床上来。”
桑德拉按着疼痛的面部，想要做出笑脸。
路艾迪似乎做好了摄影的准备。桑德拉的朋友坐在她身边。我和埃丝特勒坐在一旁桌边的椅子上，保持沉默。一切准备就绪。
桑德拉取出白色的旧式iPod，将黑色耳机塞进耳朵里，好像在听音乐。在打开开关之前，她开始念起有关佛教的文章。
做好心理准备后，她轻轻地微笑着闭上了眼睛。
9点14分，路艾迪将致死药物注入点滴袋中。普莱西柯开始提问。
桑德拉对所有的问题都回答得明白清晰。即使是对最后一个问题，她也毫不犹豫，宣布道：“Yes, I
will
die.（是的，我会死。）”然后，她一张一张亲吻了放在胸前的丈夫的照片。她应该是心意已决。甚至连一滴泪也没有流。
她用右手一下子打开了左手手腕上的开关，周围一片寂静。20秒过后，因为紧张而僵硬的身体，一下子瘫软下来。在失去意识之前，她用尽全身的力气，倾吐出人生最后一句话：
输液的左臂无力地垂到了床下。上午9点16分。桑德拉·艾邦斯68岁的人生落下了帷幕。
10点05分，有人来敲门。是两名警察。我和路艾迪正坐着讲话，头顶上响起了一个声音：“我们想和您谈谈。”这是我第一次被直接问询。
我解释完后，普莱西柯从厨房做完事出来，一脸愕然。
所有的搜查人员结束工作离开后，埃丝特勒到外面抽烟，桑德拉的朋友在厨房吃橙子。路艾迪开始收拾东西准备回去，他抓了一把杏仁。仿佛一个小时之前发生的事情只是让患者睡着罢了。但是，客厅里，面色惨白的桑德拉还闭着眼睛，仰面躺在单人床上安眠。我站到她旁边。
“嗨！洋一！”
我觉得她马上就会起身，我仿佛听到了昨天她在机场发现我时的呼唤声。
我再一次在人的死亡面前无能为力。她不是死期将近的患者，我就这么默默地送走了刚才还活动自如的女性。
回去的路上，我反复阅读着桑德拉交给我的死亡动机书。里面还附有证明她治愈无望的英国主治医生的诊断书，以及证明她没有精神疾患，是自己决定选择结束生命的精神科医师的诊断书。
动机书上是这样写的：
我注意到这样一段话：
是啊，她是为了亲手结束自己的人生，才独自踏上了旅途。她一定很享受这个幸福的死亡。我这样说服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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