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押沙龙：既然他们活得这么惨，那他们一定都是好人
(2021-01-20 10:35:26)
这几天读了一本讲述俄国文化史的书《娜塔莎之舞》，随便说说其中的关于农民的话题。
它的整体经济很落后，农民的生活状况尤其坏：贫穷、闭塞、喝稀粥、穿树皮鞋、识字率低得吓死人。英国、法国的农民跟他们比起来，简直像生活在天堂。
但是俄国的文化精英却很厉害，尤其是在文学方面。俄国作家是全世界最拔尖的。英国、法国、德国当然也有好作家，但是跟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比起来，就显得有点黯然失色了。
托尔斯泰这么说不是吹牛，是实话。
总的来说，就是崇拜。
他们觉得农民是被压迫的、被欺凌的。农民是弱势群体，这个社会对不起他们。
这个看法非常正确。俄国作家这么想，确实是他们有良知的表现。
但是他们接下来的推论就大有问题了。
这里面隐含的思路是这样的：农民既然这么惨，那么他们一定都是好人。
穷人怎么会不是好人呢？
被压迫者怎么会不是好人呢？
弱势群体怎么会不是好人呢？
你要是说弱势群体不好，你不就是毫无心肝的压迫者么？
所以，农民们当然都是好人，比地主要好得多，比贵族要好得多，比我们这些知识分子也要好得多。
因此，“根本不是我们去教育他们，而是我们要向他们鞠躬请教”。
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作家应该向他们学习
当然，作家可以描写农民的贫穷，甚至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描写他们的愚昧和奴性。好人被压迫者欺骗了嘛，上了贵族老爷的当了嘛，愚昧一点是可以的，更能映衬出压迫者的恶毒。
一颗颗金子般高贵的心，在贫穷的小木屋里闪闪发光。
他塑造过好多农民的形象，这些人几乎个个都是热爱劳动、淳朴善良、富有爱心。
《三死》里的农民费尔多临死的时候，还忘不了把自己脚上的新靴子送给更需要它的人；
《乡村三日记》里的农民虽然自己都穷得揭不开锅，但看见过路的穷人从门前过，如果不请他们进来吃饭，就于心不安；
《战争与和平》里的农民普拉东，“对眼前所有的人，他都爱，都处的情投意合”；
《复活》里的农民塔拉斯，媳妇下毒要毒死他，可他原谅了媳妇。不光他原谅了媳妇，公公婆婆也都原谅了媳妇，全家日子过的更加和美了。
托尔斯泰确实提倡平民主义，希望把自己变成一个真正的农民，“靠自己额头辛勤的汗水过日子”。可他根本做不到。
刚结婚那一阵子，他解雇了所有的佣人，自己去喂猪。结果他发现自己不喜欢喂猪，就故意不好好喂，把猪都饿死了。
是的，他故意饿死那些猪！这样他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回到书房里坐着。
列宾说：我以前还从没有见过如此鄙夷的神情。
大概就是《爸爸去哪儿》里，那位农村老太太看王岳伦做饭的表情吧。
托尔斯泰经常把自己化装成一个老农
费尔多、普拉东这些人物都是他坐在书房里臆想出来的。
佩妮对这种怀疑嗤之以鼻：
在这点上，美国佩妮和俄国作家的想法是一样的。
他们收到了不公正的对待，需要帮助，这一点没有任何疑问。但问题是在帮助他们的时候，要不要赞美他们？
如果富裕的人比穷人都更坏，那就说明富裕是腐蚀人心的东西。
如果知识分子需要文盲来指引，那就说明知识是荒谬无用的东西。
那就是反智。
无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是托尔斯泰，最后都走向了反智主义。
那么到哪里去寻找爱呢？到农民那里，到穷人那里，到一无所有的人那里。他们最纯洁，最能懂得爱的意义。
没怎么接触过狗肉店的中国读书人就很喜欢说：仗义每从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
而不会犁地的托尔斯泰也坐在书房里想：只会坐在书房里空想却连犁地都不会的人，都是寄生虫。
但是契诃夫脑后还是有反骨。
契诃夫跟他们不一样，他是真会看病，有丰富的临床经验，这就让有了一种科学式的思维倾向。
比如《战争与和平》里有一段情节，主人公安德烈公爵得病死了，临死前有过很抒情、很哲理的一段遐想。别的读者读到此处都很感动，跟着安德烈一起思索人生的意义。
可是契诃夫的感想却是：这个病我治过啊！我要是在他身边，安德烈公爵绝对死不了。他是个公爵，身边有那么多人照料，还有最好的医生，居然治不好这么简单的病！可见当年的医学多么落后。不发展科学怎么能行！
这就让他对托尔斯泰的理论产生了怀疑。
托尔斯泰非常欣赏契诃夫，一直想和他结为知己；契诃夫非常尊敬托尔斯泰，但始终谨慎地保持一定距离
契诃夫去过西伯利亚的萨哈林岛，跟那里的苦役犯呆了半年。后来，他又在农村置办了产业。在那里，他经常免费给穷人看病。1891年，俄国爆发了大霍乱。契诃夫停止了写作，在自治委员会当了一名全职医生，天天跟最底层的人呆在一切，累得精疲力竭，接触了大量底层人物。
这里不光是物质上的贫穷，精神世界也是一片荒野。不要说道德高尚了，整个小说里连一个能谈得上正派的人都没有。
酒鬼丈夫一进门，就像打牲口似的，一拳把浑身哆嗦妻子打翻在地，还对此得意洋洋。
家里猫被打聋了一只耳朵，谁打的？家里的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因为每一个人都有持枪凌弱的倾向。
在小说的结尾，女主人公奥莉加唯一的念头就是赶紧返回莫斯科。莫斯科的生活再苦再难也要回去。
这篇小说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
托尔斯泰断言道：写这样的小说是“对人民的犯罪”！
而且，不真实。
他也断言道：地毯是好的，弹簧马车是好的，雅致文化是好的。没有这些东西则是不好的。极端的贫穷会扼杀人们的精神世界，会引发道德的堕落。俄国农民需要的是帮助，而不是膜拜。
契诃夫说这些话的时候很有底气，因为他为农民的付出，比托尔斯泰多得多。在所有俄国大作家，契诃夫对穷人是最无私、最慷慨的一个。
高尔基跟契诃夫一样，也是穷苦出身。他比契诃夫惨得多，在底层摸爬滚打好多年，什么事儿都见过。有一次，他曾见过一个农民说妻子跟别人私通，把她扒光衣服，用鞭子抽。周围一大圈人都在叫好。高尔基上去阻止，结果被一群农民打得昏迷不醒。后来，高尔基说：看到他们我就感到恶心。
托尔斯泰听完以后，问他：这个剧本里找不到一点对人民的爱。你写这玩意儿干嘛？
高尔基哑口无言。
那些19世纪俄国文学作品里描述的美好形象，那些善良的、谨慎的、对于真理和正义孜孜以求的农民都哪里去了？我年轻的时候，曾在俄国农村苦苦寻找这样的农民，但从来没有遇见过。
这场争论已经时过境迁了，但是它留下的问题并没有真正的解决。
穷人更善良么？如果穷人更善良，那财富本身不就是一种邪恶么？
淳朴是一种美德么？如果淳朴是美德，那么知识本身不就是一种败坏么？
如果强者对弱者的谴责是一种势利，可以导致社会的冷漠，那么强者对弱者的赞美，会不会是一种虚伪，会掩盖真实的问题？
如果两者都有缺陷，那么平衡它们的度又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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