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祺先生有一篇很有意思的小说：《薛大娘》。

这篇小说，发表在《山花》1996年第一期。是个短篇。汪先生当年76岁；第二年，汪先生辞世。

薛大娘是谁？“是卖菜的”，是苏北一个县城边上的菜农。从小说写作和发表的时间看，她应该生活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甚至更早一点——早在1941年，21岁的汪曾祺发表了小说《翠子》，就写到了这位“薛大娘”：“……青菜是到园上现挑的，在薛大娘园上挑的。……爹可晓得薛大娘？翠子新认了她做干妈。……薛大娘底儿子大驹子正在浇水……薛大娘给了我两个新摘的沙胡桃”。《翠子》中关于薛大娘的这几个信息，也是五十五年后，所写小说中的薛大娘的基本面貌。即：

一、薛大娘自食其力；

二、薛大娘为人母，还给别人当干妈——本地“不少小莲子认了薛大娘当干妈”；

三、薛大娘与包括“翠子”在内的“小莲子”们熟络，且关系不一般。

这位薛大娘，有种菜、卖菜的主业，还有“给青年男女拉关系——拉皮条”的副业。农村进城帮佣的女孩子，当地人统一唤作“小莲子”，正是鲜花的年纪，当然就吸引同样进城谋生的男子，也包括城里同龄的“油儿”——街上“风流潇洒的年轻人”。青年男女，情色相当，眉来眼去，很是美妙。男有情、女有意的，到了火候，男的就会求薛大娘，“把小莲子弄到她家里来会会”。薛大娘呢，自然是乐意的，还提供自家住房，充当男女欢会的“台基”。薛大娘当然不是志愿者，她收男的“一点钱”；这钱，薛大娘也不独吞，还分配给当事的小莲子，遵从“时价”——汪先生在小说里，例举了另一位经营台基的“苗大娘”，用以比较。“苗大娘是要开价的。有一次一个油儿找一个小莲子，苗大娘索价二元。她对这两块钱作了合理的分配，对小莲子说：枕头五毛炕五毛，大娘五毛你五毛”！你看看、你看看，区区两块钱，她居然得了一块五，人家受累的小莲子才得五毛！与薛大娘相比，这位苗大娘够黑，不厚道。

 薛大娘拉皮条虽然得了好处，但也不全是为了小利，“他们一个有情，一个愿意，我只是拉拉纤，这是积德的事，有什么不好？”薛大娘做这种事有自己的道理，所以能够我行我素，不被世俗的道德捆住手脚。

这就要说到薛大娘的苦衷了。薛大娘的裁缝丈夫是个“只能生子，不能取乐”的性功能不全者。丈夫看淡性事，也能与老婆和睦，但对于薛大娘来说，这就叫吃亏。薛大娘之所以兼职宋朝阳谷县武大郎邻居王婆的营生，多少有点性心理补偿的意思。但仅有心理补偿哪够呀？薛大娘正值虎狼之年，而且“个子高高的，腰腿灵活，眼睛亮灼灼的……一对奶子，尖尖耸耸的，在蓝布衫后面顶着……眉宇间有点英气，算得是个一丈青”。薛大娘常年在菜地里劳作，身材应该是该鼓的鼓，该凹的凹，若是换上旗袍，一定是个让人眼热心动的尤物；又因为活在市井，由于底层生活的磨砺，自然也不乏泼辣的性情，所以，汪先生说她是个“一丈青”。但是一丈青孬好还有个王矮虎，薛大娘却守着一个性无能，亏得很！

不过，薛大娘有办法安慰自己的委屈。她为自己“拉”来了一个人，是“打心里喜欢”的保全堂管事吕三（散文《薛大娘》中，他叫蒲三）。薛大娘非常主动，直奔主题；事毕，“好像第一次真正做了女人”。坊间微词荡漾，就有老姊妹相劝：“你图个什么呢？”薛大娘于是说了一句惊世骇俗的话：

“不图什么。我喜欢他。他一年打十一个月光棍，我让他快活快活，——我也快活，这有什么不对？有什么不好？谁爱嚼舌头，让她们嚼去吧！”

汪先生写道：“薛大娘身心都很健康”。

薛大娘是汪先生笔下时不时要提一下的“故人”——除了小说《翠子》和《薛大娘》之外，汪先生还在散文《薛大娘》、散文《一辈古人》和小说《辜家豆腐店的女儿》中，都沾边挂拐、清楚明白地写过薛大娘。小说《翠子》是汪先生初入文学之道时，刚刚发表的第二篇，而小说《薛大娘》则于汪先生辞世前一年发表。薛大娘这个人物形象，在汪先生的作品中自始至终，反复出现，可谓“情系”汪先生的整个文学生涯。由此可以判断，“薛大娘”并非虚构，她是有其生活原型的。而这个生活原型，带给汪先生的记忆，可以说是念念不忘、不可磨灭的。

那么，薛大娘，这个乍看起来有点离经叛道，细读之后又觉十分可爱的俗世妇女，身上究竟有什么样的文学魔力，让汪先生着墨良多呢？

从小说《翠子》里，多少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翠子是“我”家的佣人，也是薛大娘的干女儿；薛大娘有意让翠子和自己儿子大驹子相处； 而“我”对翠子的感觉是“跟妈一样”；“我”的父亲对翠子也有隐隐的感觉——小说是这样描写父亲的感觉碎片的：“……（翠子）十九岁了；……明年四月……一个跛子男人……”，这几个跳跃的短句里，透露出父亲的一丝淡淡的忧伤，以及翠子即将面临的不妥的命运。上述这些细节，以及细节之后的或明或暗的关系，构成了“我”家与薛大娘的渊源，也构成了“我”与薛大娘之间，比一般邻里还要亲近一点的关系。汪先生三岁时，生母病故，与小说中的“我”情境相仿；而汪先生的其他篇章，每每涉及家乡的风物与人物，笔触皆有活灵活现的根据。所以，说“我”的原型就是汪先生，也说得通。于是，幼年时期，从包括翠子、薛大娘，以及其她女性身上所得到的温柔关爱，就成了汪先生终生难忘的情感补品和隽永回味。而薛大娘身上洋溢的独特魅力，也自然成了汪先生一写再写的文学素材。

薛大娘身上的独特魅力，在我看来，就是俗而不俗。薛大娘的世俗身份，并未能限制住她作为一个健康女人的奔放人性；相反，她的我行我素的性格，导引她敢于挑战世故伦理，接纳人之常情。薛大娘身上有一种人道解放的辉光，这种辉光，与民俗中的众多饮食男女的身影，构成了一种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强烈对比，从而显得另类、独特、出彩，显得鹤立鸡群；当然也就会吸引汪先生的一颗文心。汪先生在小说《薛大娘》的结尾“议论”道：“她（薛大娘）的性格没有被扭曲、被压抑。舒舒展展，无拘无束。这是一个彻底解放的，自由的人。”读到这里，可以看出，汪先生对于薛大娘的健康之美，几乎都按捺不住贯穿一生的欣赏和赞佩了。

薛大娘能够扯开藩篱，自主性情，多少与她所处的世俗环境相关。只有性情与世俗合适的相遇，“这一个”薛大娘才能够绽放和耀眼。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彼时彼地的世俗若是一片巧妙的土壤， 那么薛大娘就是一粒活泛的种子。而如若世俗之中假正经们横行，那么薛大娘无论多么无惧无畏，也必将被吐沫星子淹死。

关于薛大娘所处的世俗环境，汪先生在小说《大淖记事》里，有一段“交待”：

这里人家的婚嫁极少明媒正娶，花轿吹鼓手是挣不着他们的钱的。媳妇，多是自己跑来的；姑娘，一般是自己找人。他们在男女关系上是比较随便的。姑娘在家生私孩子；一个媳妇，在丈夫之外，再“靠”一个，不是稀奇事。这里的女人和男人好，还是恼，只有一个标准：情愿。有的姑娘、媳妇相与了一个男人，自然也跟他要钱买花戴，但是有的不但不要他们的钱，反而把钱给他花，叫做“倒贴”。

因此，街里的人说这里“风气不好”。

到底是哪里的风气更好一些呢？难说。

汪先生说“难说”，呵呵。在今天看来，薛大娘那时的生活圈子，舆论氛围应该还是相当宽宥的。坊间邻里对于日常中稍微出格的人和事，顶多只是嚼嚼舌头多而横加干涉少，会心一笑多而阴冷诅咒少，怦然心动多而戕人自戕少。这种普遍存在的心理温情，大约相当于社会生活的润滑剂，让尘世中的人际之间，少龃龉，而多相融。可以说，是合适的世俗环境成全了薛大娘的“任性”；也成全了汪先生笔下一个生动喜人、独一无二的文学形象。

说到底，薛大娘只是一个旧时代的普通女性，而非新时代的女权人士。汪先生虽然喜爱这个人物形象，但是，并没有去刻意拔高她的人格，仅以平淡和简洁的语言去白描，绝无渲染。包括《薛大娘》在内，汪先生描写的男女人道，不脏、不慌乱、不纠缠于“欲”。无论是《辜家豆腐店的女儿》中，王老板父子二人“共享”辜家女儿，还是《小嬢嬢》里，姑侄二人的“花恋蝶蝶恋花”，抑或《受戒》里的姑娘对和尚说的“我给你当老婆，你要不要？”汪先生所有的文字，发乎仁者之心，投向世俗之美；简单描写，紧扣灵魂，直指人心；悲悯、同情、理解、欣赏，是文字后面的基本格调。汪先生对笔下所写的一切尘世人事，绝无道学礼教谴责，而多持宽厚体察态度。汪先生的这种态度，读来让人觉得，他就像洞悉人间秘密的仙家，既有俯身垂怜的博大情怀，也有隐身在侧的微微一笑。汪先生实在是一位“中国式的抒情人道主义者”。

“人道其理，抒情其华”，汪先生让《薛大娘》很好地体现了自己的写作理念。

汪先生的文字，是有人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