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鲍鹏山：南山种豆（2）
(2020-08-18 14:40:59)三
栖栖失群鸟，日暮犹独飞。徘徊无定止，夜夜声转悲。厉响思清远，去来何依依。因值孤生松，敛翮遥来归。劲风无荣木，此荫独不衰。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饮酒》）好一个
“托身得所，千载不违”！他曾如一只失群独飞的鸟，现在终于找到了庇荫之地：田园。在诗歌中，在散文辞赋中（如《归去来兮辞》、《与子俨等疏》），他详细而津津乐道地描写了自己田园生活的乐趣与称意，他对他的生活给予了由衷的赞美。荒谬的人生一变而为圆满的人生，这是田园的赐予，是大自然的赐予，更是他心灵的成果。他认识到了，作为自然的产物，人，只有与自然一体，过自然的生活（人之本性亦自然之物）才能超越荒谬性而返璞归真。人的荒谬性起源于人心———人心是自然的产物却又是自然的反动，只有经过否定之否定，让人心回归其本初，为老子所言的赤子之心，婴儿之性，才能消弭荒谬。
我们看他的《饮酒》其五：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
“结庐在人境”，显示他与一般隐于高山之上崖穴之下，刻意去做
“隐士 ”的人不同，“而无车马喧 ”则表现出自己是高于 “避人 ”又高于 “避世
”的“避喧”，是“避”的最高级。然后自设一问，“问君何能尔？”再傲然作答：“心远地自偏。”从而引出全文之髓：心。身之所处，乃心之所恋；手之所采，乃心之所慕；目之所见，乃心之所想；智之所悟，乃心之所求。是的，他的生活已经心灵化，已达到心外无物之化境，他的一举一动，一语一默，一念一静，都出自这一远离尘嚣、远离庸俗、远离低级趣味的
“心”。此诗是写日常生活，更是写心灵生活，写这颗悠闲心，淡薄心，高贵心。而结尾
“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有心领会这一切，何用言语？所以，结语仍是写心。而心灵从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中领悟到的，大约也就是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这样的人生大问题的答案吧！
陶渊明显然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隐士，但他是第一个把隐居生活写得如此美好，如此充满魅力的。他以前的隐士们似乎在追求艰苦的生活，并乐意于向人们展示他们的艰苦生活，以便显示自己道德的崇高。陶渊明不想向人们作任何表示，这是他自己的生活，他只求自己满意。如果不违背道德，我们可能不需要特别地委屈一下自己来向道德献媚。实际上，我们过分的、矫情的、违背人性的苦行，对道德而言，实在是不必要的。我们高高兴兴快快活活地活着，有什么不对吗？陶渊明就这样给我们活出了一个样儿。我们可以说他是屈原、庄周之后最伟大的诗人。而他们三人真有着一些逻辑上的关联：屈原是天真的、纯洁的，是被命运播弄得死去活来而仍然懵懂的，不得要领的，至死也没能大彻大悟的人。他的伟大与可爱都正因为他的执著、愚拙，看不穿命运的把戏，不明白人生的荒谬，他一直与之纠结缠斗，不依不饶，不屈不挠，绝不承认
“生活就是这样”，他的心里，有一理想的社会在，有一理想的人生在，他坚决认为一切都应该是合理的，从而对现实中的混乱无道与他自己遭际的非道德因素觉得不可理解，从而绝不认可，绝不妥协，绝不让步。这是屈原的伟大，一种悲剧性的伟大，一种毁灭性的伟大，是理想主义者的伟大。
四
陶渊明是对比的大师。他的田园就是对比官场的。很多人批评他美化田园，但他美化田园不是为了反衬官场的丑污吗？而且也是他的自我安慰：在这污浊的世界上，生命简直找不到一块洁净而宁静的安恬之处。正如他说的
“劲风无荣木”———世道的萧瑟秋风刮走了人生的绿叶，我们的灵魂无处蔽荫。但“此荫独不衰”———田园给了他最后的安顿与最终的补偿。于是他甚至不惜自欺欺人一般的美化田园。他不美化田园简直无法平静自己的内心，他美化田园就是说服自己：人间尚有可居之处。这是荒谬人生的桃花源。
实际上，田园生活并不是总是充满诗意，往往有它艰辛的一面。不仅一般的农人通常是贫困而饥寒交迫的，即便是陶渊明自己，在他田园生活的后期，也一再陷入窘困，以至于饿得白天盼天黑，夜里盼天亮：
天道幽且远，鬼神茫昧然。结发念善事，俛六九年。弱冠逢世阻，始室丧其偏。炎火屡焚如，螟蜮恣中田。风雨纵横至，收敛不盈廛。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在己何怨天，离忧凄目前。吁嗟身后名，于我若浮烟。慷慨独悲歌，钟期信为贤。（《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生活变成了肠胃与时间的较量，他恻然地回顾自己五十四年的生平，他发现，就世俗生活而言，竟毫无幸福可言，只是一连串的不幸与艰辛。我们知道，了悟大道的人在回顾自己生平时，总是能感受到生活的逼迫，命运的播弄。而不像一般得志小人那样，沾沾自喜，夸夸其谈以炫其成功。更何况陶渊明时代是一个不可能有什么个人成功的时代，一个不可能既不违背道德与人性，而又能有所作为的时代。生活是那么无聊赖，无意义，无价值，甚至，物质贫乏到了连肉体存在都变成了问题。这时，官场那边又总有人在不断的向他招手，赠以粱肉；邻居这里也有人不断地劝他
“一世皆尚同，愿君汩其泥”。家里妻子更是抱怨生活的穷困 ———但他仍然坚定不移：吾驾不可回。
———谁能像他这样在四面楚歌中悠然见南山？
和凶险而肮脏的官场相比，田园生活至少没有性命之忧
———“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归园田居》其二）。对庄稼收成的担忧，与“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感士不遇赋》）的对死亡的恐惧相比，毕竟是轻松愉快的。且躬耕陇亩的生活比起官场倾轧盘剥百姓，其道德上的自足是不言而喻的。
当然，他也有他脆弱的一面。在极度的贫困中，他也曾慨叹
“人生实难，死如之何！”（《自祭文》）这时，他就眺望着他的南山上的 “旧宅 ”了：
家为逆旅舍，我如当去客。去去欲何之，南山有旧宅。（《杂诗八首》其七）他死后可能即葬于此 “旧宅
”中，那可能是他家族的墓地吧。据说现在那儿还有他的墓。
在一个专制的社会里，在一个权力肆虐而秩序混乱的社会里，一个人要正派地生活确实是比较艰难的，他真的必须有陶渊明式的坚定坚韧与对苦难的容忍。在这个意义上，追求生活的自然适性的陶渊明，出乎意料地又成了道德的模范。实际上，中国传统文化中对退隐生活的道德褒奖，其另一面，即隐含着对专制体制的道德贬低，这可能是文化本性对专制体制的一种天然敌意。陶渊明无意中表现了这种敌意而体现了文化人的公意，于是大家一致推崇他为道德英雄。
其实这是很无谓的。我倒觉得，与其说陶渊明为我们树立了一个道德理想，倒不如去肯定他为我们建立的有关幸福的信仰与观念。这种幸福，与世俗欲望的满足无关，而与心灵的境界有关。陶渊明把人的幸福与人的道德境界联系了起来：一种合乎道德的生活未必是幸福的生活，而幸福的生活一定合乎道德。这种带有明显唯心色彩的幸福观后来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对幸福的基本诠释并深入人心。
不过陶渊明自己可没想这么多。他只是到田园中找他的归宿，找符合他本性的自然纯真的生活。当他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时，他就是一个地道的农夫，他哪里想到自己还有那么重大的道德承担，更没想着去成为一种文化符号。他是认定他一死，就会被人忘记的
———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挽歌诗》其三）———你看他对他身后的哀荣，是多么眼冷心冷。所以他只要好好地活在现在
———虽留身后名，一生亦枯槁。死去何所知，称心固为好。（《饮酒》其十一）———田园就是他的称心的伊甸园，在这里他找到了生命的安全，良心的平静，人性的完整。所以他为他的这种复归欣喜不已，也自豪不已，虽然一度穷困潦倒，以至于乞食于人，但他再也没有反悔过，而是在农村一呆就是二十多年，直到仙逝。物质穷乏了，精神却丰富了。他觉得这才是人的生活。
从正始到元康，精神泅没如泥牛入海，至陶渊明才又如小荷出水，且如此清清净净，出污泥而不染。他不再追求
“先踞要路津”，也失望于
“建功立业”。我们看他的诗：“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归园田居》其二）他真的有所谓常常存在的 “恐惧
”吗？他这是在自豪啊。我们比较一下以前阮籍的诗：“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一个是常恐桑麻遭霜；一个是但恐生命有殃，孰轻孰重，不是一目了然了吗？“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庚戌年九月于西田获早稻》）这是陶渊明式的自豪。诙谐，坦荡，机智，明了而又含蓄，得意却故出反语。这是一种轻松的心境才能具有的特征啊。我们从汉末党锢至建安至正始至元康至陶渊明，二百多年了，很久没这样轻松与从容了！
对官场的逃避实际上就是对体制的逃避。体制是以权力来维持的，而权力天然具有反民众、反人性的属性。中国古代的隐士现象，我们可以看成是一种个人的道德选择，但一些隐士对体制的避之唯恐不及，实有避免体制约束的原因在。另一方面，在中国古代，个人的所谓
“建功立业”，往往是指当世事功，更多的时候更直接体现为个人在体制中的地位：官职的高低、权力的大小等等。所以，合乎逻辑地，一个人要保有自己的个性自由，逃避体制，他就必须连带否认功名。在陶渊明的时代，要追求功名，不仅要牺牲个性，出让自由，甚至要搭上性命
———淋漓的鲜血与纷纷滚落的人头一再把这个事实展示出来。回归田园的陶渊明终于摆脱了弥漫士林的生命恐惧，他可以待在家里，静等生命大限的到来。他退出体制而
“纵浪大化中”，所以能
“不忧亦不惧”。他坦然而从容的三首挽歌及一篇自祭，见出他对自己的生命是多么的有把握，《与子俨等疏》对后事的从容安排，足见他心灵的平静。对于死亡，他是哀伤的，但不再是恐惧的。他的生命，是他与自然大化之间的约定，别人不得干预了。
回归田园在陶渊明看来，实际上是从官场上体制中赎回了自己，使自己重获自由。那能拥有自己的人有福了。陶渊明就是这么一个有福的人。幸福不是取决于一个人有什么，而是往往取决于一个人没有什么。如果从
“有什么
”的角度来看陶渊明，那陶渊明所拥有的太少了：名声、地位、财富，他都缺乏。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一个令后人无限羡慕的幸福的人。因为他 “没有
”我们一般人所不能摒弃的庸俗之心趋利之心得失之心荣辱之心 ———一句话，那一切使我们大不起来的 “小”人之心，他都没有。我很喜欢汉语中
“安心 ”这个词，它比 “安身
”更重要。安顿好我们这颗心，对人对事安好心，对自己安平常心，做到了这些，我们也就有福了。陶渊明实际上也就一直在与自己谈
“心”，又对我们交 “心”的。他告诉我们 “心远地自偏”的道理，他说他 “心念山泽居”，他还自得地说 “虚室有余闲”，什么叫 “虚室
”呢？
庄子有言
“虚室生白”，意思是说，清空而无世俗欲念的心灵才能充满阳光。心灵充满阳光，可不就得大从容大安宁大幸福？可不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陶渊明就是这样一个人，这样的一个幸福的人。
五
有一点我必须提到，那就是，陶渊明与他的那个时代的冲突并不像我们文学史家们所想象所描述的那样激烈。他断断续续地在官场上十三年，虽然他自己说
“性刚才拙，与物多忤”，但这极可能只是一句推脱之辞，至多表示他自身对体制的不适应。实际上，我们没有发现他与哪一位上司特别不和，也不见他在官场上受过什么特别的打击与排挤。他一开始做官，就做州祭酒，据逯钦立先生考证，这不算是小官，起点颇高。并且在后来，只要他愿意，他似乎随时有官做，官场上的人对铁了心回归田园的他，也一直很眷顾，给他送酒钱，送粱肉，并虚位以待。应该说，他的人生历程，是比较平顺的，所以，他的心态，也是比较平和的。刘克庄《后村诗话》云：
士之生也，鲜不以荣辱得丧挠败其天真者。渊明一生惟在彭泽八十余日涉世故，余皆高枕北窗之日。无荣恶乎辱，无得恶乎丧，此其所以为绝唱而寡和也。（转引自《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二《陶渊明集
·总论》）他没有追求过荣，当然也就无所谓辱；他没有得，当然也就没有失（丧），而无得失荣辱的人生磨难，其本性的天真也就没有被挫伤。看他的诗文，确实是一派温敦气象，即便是
“金刚怒目
”的作品，如《咏荆轲》，实际上也是内热烈而外不露声色。他的诗，除了四言就是五言，没有杂言，没有乐府，拟古也不是真拟古，这在那个时代是很特别的。四言是诗歌中最安详静穆的形式，五言是诗歌中最从容不迫的形式，它们与陶渊明人生的从容、心态的安详相吻合（情感不平衡，内心心理能量大的诗人，往往喜欢用杂言，句式的长短错落一如其情绪的高下低昂。如鲍照、李白）。在《诗经》之后写作四言，是必须有极强的平衡能力的，或有对平衡的强烈的追求欲望的，爱写四言的曹操、嵇康与陶渊明恰恰都是竭力追求平衡、竭力维持自己内心平衡的人。只不过曹操与嵇康求之不得，陶渊明则是求仁得仁。曹操是
“忧思难忘”，他如何能求得平衡？嵇康是 “狂顾顿缨，赴汤蹈火”，也最终失去平衡，只有陶渊明，做到了
“纵浪大化中，不忧亦不惧。”于是，他真的平稳地站住了。
当然，在谈陶渊明的幸福与安详时，必须提到的是，陶渊明的内心往往又是悲凉的，他的人生观，是建立在悲剧意识之上的。他那篇热烈而阳光的《归去来兮辞》的最后，就已经告诉了我们：委心任去留的旷达，是因为认识到了人生短暂
———寓形宇内能几时？是因为看到了自己生命的易逝
———感吾生之行休。木欣欣向荣，泉涓涓淌流，天之行健，万物得时，而人亦当顺时委命，纵浪大化。对生命的悲观意识构成了他人生幸福的平台，这一点也不矛盾，一点也不难理解。恰恰相反，幸福的观念与感受必须建立在有节制的、理性的、客观的认识论的基础上。必须建立在对人生整体悲剧性的了悟上。
久去山泽游，浪莽林野娱。试携子侄辈，披榛步荒墟。徘徊丘陇间，依依昔人居。井灶有遗处，桑竹残朽株。借问采薪者：“此人皆焉如？”薪者向我言：
“死殁无复余。”“一世异朝市”，此语真不虚！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归园田居》其四）这是写人生如梦，终归于空无。本来一片废墟，可能是一个很具体的悲剧，一场很具体的苦难导致一户或数户人家
“死殁无复余”。但陶渊明超越这一层面，而直达一般人生的悲剧本质，从而引起我们的感慨怜悯之情，且是感慨怜悯我们自身。“井灶有遗处，桑竹残朽株”，让我们想起生命曾经的存在，以及这些生命个体曾经的生活。这些生活曾经是热烈的，红红火火的，有情有义的，有喜怒有哀乐，有追求有向往，但在生命历程的最后，却是归于空无，一片荒虚，一声叹息，一滴清泪。这是人生荒谬的典型案例。陶渊明不能不感怀万端，不能不面对这一真实而残酷的人生真相。但正由于他能在理性上承认了这种荒谬的必然性或不可避免，他又很能节制自己的情怀，他的感慨是深沉的，却又是平和的，而不是激烈偏执的，是体认的而不是控诉的。他与人生的荒谬性相安无事了，然后他才能有余暇从容不迫地安享当下生活的种种趣味与快乐。
白日沦西阿，素月出东岭。遥遥万里晖，荡荡空中景。风来入房户，夜中枕席冷。气变悟时易，不眠知夕永。欲言无予和，挥杯劝孤影。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杂诗》其二）这一首则又写出了人生的寂寞，“欲言无予和，挥杯劝孤影”。落寞寡欢的诗人形象如在目前。值得注意的是，到了后面，竟愤愤不平起来，以至于
“终晓不能静”。 “欲言无予和，挥杯劝孤影 ”时，还是平和的，感伤的，容忍的，诗的风格也是 “静穆 ”的。而一想到
“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生命流逝，而曾经的志向泯没无成，就满怀悲凄，而至于 “终晓不能静”，这就颇有些 “金刚怒目
”的样子了。这是真实的陶渊明的又一面。人之亲切与可爱，往往不在于他的优点，而恰恰常在于他的一些缺点或不足。看到如此通达的靖节先生也有愤愤不平时候，我们会会心一笑，莫逆于心。确实，陶诗平淡自然的风格之外，另有
“金刚怒目 ”一类。《咏荆轲》之作，正是作者愤愤不平愤世嫉俗的表现：
燕丹善养士，志在报强嬴。招集百夫良，岁暮得荆卿。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素骥鸣广陌，慷慨送我行。雄发指危冠，猛气冲长缨。饮饯易水上，四座列群英；渐离击悲筑，宋意唱高声。萧萧哀风逝，澹澹寒波生，商音更流涕，羽奏壮士惊。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登车何时顾，飞盖入秦庭。凌厉越万里，逶迤过千城。图穷事自至，豪主正怔营。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其人虽已殁，千载有余情。
此诗显示出陶渊明的内心仍积聚着大量的心理能量，虽然他那么善于疏导自己。不公正的社会总是要在人心中积聚大量的不良心理能量。这种不良心理能量，若体现在强梁身上，便是暴力；而体现在陶渊明这样的文人身上，便是一种文字上的升华
———升华为对暴政的控诉和反抗，对反抗的赞美与期待。这是最能体现陶渊明 “金刚怒目 ”风格的作品。
但陶渊明终究是关怀人生的。在苦难重重世风浇薄的时代，他向往着和平宁静的世道和和睦淳朴的世风。这体现在他的名作《桃花源记》中：
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村中闻有此人，咸来问讯。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此人一一为具言所闻，皆叹惋。余人各复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数日，辞去。此中人语云：“不足为外人道也。”
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处处志之。及郡下，诣太守，说如此。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后遂无问津者。
文中所记述的桃花源，即使在那时代可能有类似的地方，也不能否认陶渊明虚构的特点。这种理想化的社会，可以上溯至老子的
“小国寡民
”理想，又明显带上了陶渊明自己心灵的色彩。“有父子，无君臣”，人与人之间没有了阶级、国家、体制等等的社会关系，而只有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淳朴的道德关系。这是对
“家”的肯定，更是对 “国”的否定。这是心造的世界，是美的世界，善的世界，却不是 “真”的世界，“真的世界”就是 “外人
”的世界，是包括陶渊明自己在内，渔人，太守，刘子骥以及所有人的世界，这个世界却是丑的，恶的，混乱无道的，弱肉强食的，道德败坏的。在对桃花源作诗意描写之后，我们可以想象到的是，陶渊明掷笔于地，一声浩叹！
六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归园田居》其三）我注意到了这首诗中的三个圆型意象：豆、露、月。它们代表了陶渊明生活中的三种境界：豆代表着现实生活的圆满，露代表着道德上的纯净，而月则代表着精神世界的高超。梭罗在他的《湖滨散记》中问自己：“我为什么喜欢种豆？”然后他自答：“只有上帝知道。”假如有人问：陶渊明为什么喜欢种豆？我会回答：我知道。只是，欲辩已忘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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