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论语》子罕篇第九: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2020-07-10 06:48:33)9.6
太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子闻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注释】
太宰：官名，辅佐君主治理国家的人。纵：使，让。
度
对于孔子来说，圣、仁、君子与“能”之间的关系具有极其浓厚的时代背景，不将这一组概念放到时代背景中是很难理解的。而孔子的时代背景中关于君子/小人的分野是理解这一组概念的关键。
孔子认为“修己”以达到相应的人生高度，指向的是人世生活崇高的可能，而标明其崇高的刻度不在于财货权势，亦不在于艺事巧能，在于
“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7-6）切身之修己、应世为济世，如此则艺事为末事，而多能则在其次，而所忧在于“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7-3）则人生的崇高只能在修德、讲学、从义、改于善的躬行中得以呈现。所谓“多能鄙事”乃是谋生之能，此固是生存层面的能事而与人生的高度无关，若乎以“多能”辨贤愚、别善恶、分君子小人，即是认谋生之具为度量人生的尺度，如此则财货权势即成为标识崇高的刻度，认生存之本能为第一要义，从而在人生的刻度上消解了贤愚、善恶、好坏的重要意义，进而也就消除了崇高/卑俗的分野，因此也就舍弃了社会崇高的可能并进而放弃了可能的崇高性探究。丈量人生的尺度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尺，也是不同文明的核心所在，孔子反复强调的就是在崇高的可能上度量人生，并且以可能的崇高为标识，结合孔子所处的君子/小人分野的时代语境，贵族与庶民的分野首先就强调了贵族之德性的重要意义，而小人在谋生本能上的存在，因此君子的高度自然不仅仅是能与不能的问题。至于君子之谋生，则有“禄在其中”之说，这基本上建立在贵族基础上的。
孔子慨叹“太宰知我”并且自认“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就是说自己为谋生计所以“多能”，君子是因为多能所以为君子吗？孔子认为不是。“多能”可能是君子亦可能不是君子，“多能”与君子之间是两事不可混为一处说。多能只是外在的表征，以外在的表征为度量人生的标识，则极易导向财货、功利的绝对主义路向，如此则以物性之标识为人生之指南，从而返回到生存之本能，并进而否定了人世生活超越物性存在的可能，“道”、“德”就成为了空言浮词，进而打消了物性之外的自我问题，将人世的意义内涵问题转化为物性尺度，将人生贬为物性之工具，大小、多少、高低就成为了最为重要的度量单位，极端表达就是以人之口数作为财货单位。
以9-7章“吾不试故艺”为证，正说明孔子言说的君子/小人、贵族/庶民之别，以及崇高与卑俗、多能是不同的问题。孟子对于孔子的表述可谓得孔子之意蕴：
宰我曰：“以予观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子贡曰：“见其体而知其政，闻其乐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后，等百世之王，莫之能违也。自生民以来，未有夫子也。”有若曰：“岂惟民哉？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太山之于丘垤，河海之于行潦，类也。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出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1]
子贡所称者，“见其体而知其政，闻其乐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后，等百世之王，莫之能违也。自生民以来，未有夫子也。”其要亦在“政”与“德”。不惟孔子弟子盛赞孔子，时人目孔子为圣人已是常言。而孔子不以圣、仁自居亦是反复之意，从此处看，孔子
“太宰知我”
之叹说的是谋生之不易，避“圣者”而不言则与孔子坚持的人生的高度是躬行中的呈现相关，结合上章所言“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则是说孔子以伟大的先贤圣王为自己人生的标高，并以此为自身承继的伟大使命，即使孔子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时，也是以坚持这一伟大使命为根底的。
“能”使手段，无关智慧。即如今日而言，知识之人而无智慧者（甚者，良心丧尽），比比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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