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开车来到购物中心。晴空，星斗满天。天冷，车里开着暖气。他们在面包房门前停下车。所有的商店都关门了，只在电影院前面的停车场里，还远远地停着几辆车。面包房的窗户里黑着灯，但当透过玻璃往里看的时候，他们能看见里屋的亮光，有一个体积很大的男人系着围裙，在那片平静的白光里不时地进进出出。透过玻璃窗，安能看见那些展示蛋糕用的盒子，还有一些带椅子的小桌子。她试着敲了敲门，拍了拍玻璃窗。但就算面包师听见了，他也没有任何反应。他根本就没有朝他们这边看上一眼。
他们把车开到面包房的后身，停下来，下了车。有个亮着灯的窗户，不过太高了，他们够不着，看不到里面。后门旁边的一个牌子上写着，“面包房，特殊预定”。她能模糊地听见里面正放着广播，什么东西吱吱作响，可能是烤炉的门拉开时发出的声音？她敲了门，等待了一会儿，又更重地敲了敲。收音机关上了，传出一种刮擦的声音，什么特别的声音，一个抽屉正被拉开又推上。
有人开了锁，打开门。那个面包师站在光亮处，向外凝视着他们。
“我们打烊了，”他说，“这钟点儿，你们想要什么？这可是大半夜。你们喝醉了，还是怎么了？”
安向前一步，迈进从敞开的门漫出来的光亮里。面包师眨着自己沉重的眼睑，认出了她。“是你，”他说。
“是我，”她说，“斯科蒂的妈妈。这是斯科蒂的爸爸。我们想进来。”
面包师说，“我现在很忙。我手头还有活儿呢。”
不过，她已经迈进了门。霍华德跟在她后面，也进来了。面包师向后退。
“这儿里面闻起来就像个面包房。是不是，霍华德？”
“你们想怎么着？”面包师问，“可能是你们想要你们的蛋糕了？对，你们决定要你们的蛋糕了。你们订过一个蛋糕，对不对？”
“对于一个面包师来说，你可是够聪明的。”安说，“霍华德，他就是那个一直给咱们打电话的人。”她握紧拳头，愤怒地盯着他。在她的体内，正有一种至深的愤怒燃烧着，让她觉得自己正在膨胀，膨胀得超过了这两个男人中的任何一个。
“等会儿，”面包师说，“你想来取走你那个放了三天的蛋糕？是不是？夫人，我可不想和你吵架。蛋糕就在那边呢，快不新鲜了。我就收你半价。你要吗？你可以拿走。反正对我没用了，现在它是谁也不会要了。做这个蛋糕，我可是又花时间又花钱。你要是还想要，没问题。要是不要了，也没关系。我真的得回去工作了。”他看着他们，舌头在里面舔着牙齿。
“还说蛋糕！”她说。她知道自己能控制住正在体内沸腾的情绪。她很镇静。
“夫人，我在这地方每天工作十六个小时，养家糊口。”面包师说着，用围裙擦了擦手，“我在这儿从早干到晚，才能将将活下来。”安脸上的神情让面包师向后退了一步说，“现在，别闹事。”他伸向柜台，右手拿起一根擀面杖，开始一颠一颠地拍在左手的掌心上。“你是要那个蛋糕，还是不要？我得回去工作了。面包师得在晚上加班。”他的眼睛又小又狠，安觉得它们都快要消失在他脸颊上隆起来的横肉里了。他的脖子肥得满是油脂。
“我知道面包师晚上加班，”安说，“他们晚上还打电话呢。你这个混蛋。”
面包师继续在手上颠着擀面杖。他看了一眼霍华德，对他说，“小心点儿，小心点儿。”
“我儿子死了。”她冰冷而决绝地说，“他周一早晨被车撞了。我们一直守在他身边，直到他走了。但是，当然了，你不可能想到这个，是不是？面包师不可能什么都知道，是不是，面包师先生？但他死了。他死了，你这个混蛋！”就如同愤怒突然的爆发一样，愤怒同样突然地消弱，让位给了别的东西，一种令人晕眩的反胃感。她斜靠在洒满了面粉的木桌子旁，手捂住脸，哭起来，肩膀来回颤动。“这不公平，”她说，“这不，不公平。”
霍华德的手放在她腰背上，看着面包师。“你真可耻，”霍华德对他说，“可耻！”
面包师把擀面杖放回到台子上，解开围裙，也扔到台子上。他看着他们，慢慢地摇头。一把打牌用的桌子上放着报纸，收据，计算器和电话簿。他从桌子下面拉出一把椅子，说，“请坐。”又对霍华德说，“我给你找把椅子去。”面包师走到店铺的前门那边，带回两把锻铁做的椅子，说，“现在请坐吧，你们请坐。”
安擦干眼睛，看着面包师。“我想过要杀了你，”她说，“我想过要你死。”
面包师为他们清理了一下桌子，把计算器，还有一摞便签和收据推到一旁，又把电话簿砰的一声推到了地上。霍华德和安坐下来，把椅子拉到桌子边上。面包师也坐了下来。
“让我说说我有多抱歉吧。”面包师说着，把胳膊肘搭在桌子上，“只是天知道我有多抱歉。听我说。我只是个烤面包的，我不会声称我是什么别的东西。可能有过一次，很多年以前，我曾是个和现在不同的人。但我已经忘了。我也不确定。反正，即使我以前是个不一样的人，我也已经变了。现在，我只不过是个烤面包的。我知道，这不能为我的所作所为开脱。但我真的太抱歉了。我为你的儿子感到难过，我为我在这之中的行为感到歉意。”面包师说着，把手伸到桌在上，翻过来，露出他的掌心。“我自己没有孩子，所以我只能想象你们的感受。我现在能说的只是，我很对不起。请原谅我，如果你们能的话。我不是个邪恶的人。我不认为自己是。我不是像你在电话里说的那样邪恶。你得明白，我现在好像已经不知道该怎么为人处事了。”这个男人说，“我能问问你们，你们是否能在心里原谅我呢？”
面包房里很热。霍华德从桌边站起来，脱下外衣，也帮安脱下了外套。面包师看着他们看了一会儿，然后点点头，站了起来。他走到烤炉边，关掉了一些开关。他找到杯子，从一台电动咖啡机里倒出咖啡。又在桌上放了一盒奶油和一碗糖。
“你们可能需要吃点儿东西，”面包师说，“我希望你们能吃点儿我的热面包圈。你们得吃东西，像这样的时候，吃是好事一小件。”
他给他们端上来刚出炉的热肉桂面包圈，糖衣还在流动。又在桌上放了黄油和抹黄油的刀子，然后和他们一起坐在桌旁。他等着，一直等到他们每个人都从浅盘子里拿起一个面包圈，吃起来。
“吃点儿东西很好，”他看着他们说，“还有呢。都吃光啊，想吃多少吃多少。全世界的面包圈都在我这儿呢。”
他们吃着面包圈，喝着咖啡。安突然觉得很饿，面包圈又热乎又香甜。她吃了三个，让面包师很高兴。
面包师聊了起来，他们认真地听。虽然他们既疲惫又痛苦，他们还是听着面包师要说的话。当他讲起孤独，讲起他在中年感到的那种自我的怀疑和无能为力的时候，他们点了点头。他告诉他们自己这些年里无儿无女的生活是什么样子。每天都是重复，烤炉无休止地填满，又无休止地清空。他讲起那些他为了别人的聚会和庆典做过的食物。那些手指深的糖衣。那些插在蛋糕顶上，象征新婚夫妇的小人。成百个，不，现在要有成千个了。还有那些生日，光想想那些燃烧的蜡烛吧！他干的活有市场，他是个面包师，他很高兴自己不是个花匠。他觉得喂人更好一点儿，无论何时，面包的味道都比花要好闻。
“闻闻这个，”面包师说着，掰开一条黑面包，“这是口味比较重的面包，但口感丰富。”他们闻了，面包师又让他们尝了尝，有糖蜜和粗糙的谷粒的味道。他们听着他说，能吃的东西他们都吃了，他们吞下了黑面包。荧光灯下，亮得就白昼一样。他们一直聊到了清晨，窗户高高地投下苍白的亮光，他们还没打算离开。
冰冷的温情——《好事一小件》读后
文/微暗的火1972
《大教堂》是我最近在卓越购书中的一本。是美国小说家、诗人雷蒙德·卡佛的一个短篇小说集。说起来，现在我也没怎么明白为什么会决定买下它。因为对于卡佛我完全说不上喜欢，对他的作品的了解也仅止于在苏童选的一个中短篇小说集里看过的一篇《马辔头》，很平实的短篇，知道他的风格是近于海明威，极为洗炼，也大约了解他很长时间生活在社会的底层，他的作品多是反映这些底层小人物的悲喜。也许，这跟女人与衣服一样，是说不清理由的，只是源自一种永不会满足的欲望。
书已经到了，一直放在办公室，与其他几本书交替着分享我中午的时光。
几篇下来，我知道，这本书不会让我后悔。一贯平实的叙述，没有多余的煽情，没有戏剧冲突和高潮，看不到卡佛象有些小说家一样，总是要试图让你明白什么或试图让你明白他知道的什么，他只是冷静的记录，再现。生活，并不需要你去添加些什么。
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
故事从面包房开始。安·维斯，故事的女主角，在这里订了一个生日蛋糕。这是一个周六的下午，她的儿子周一就将八岁了。她订了一个孩子最爱吃的巧克力味的蛋糕，“蛋糕上装饰有一艘宇宙飞船，发射台上撒着白色的星星，蛋糕的另一头是一个用红色糖衣做的行星。小孩的名字，斯科蒂，会用绿色的字母写在星球的下面。”这里我所以要引用这一段描写，并不是因为这描写有多么的精彩。而是在这里，我看到了卡佛平实之下的匠心。这个即将到来的生日蛋糕，对于安和他的孩子的确是暗示着一次太不寻常的航行。
安不喜欢这位面包师。因为他显然对于安关于她的孩子的谈话心不在焉，甚至“很生硬，不是粗鲁，只是很生硬。”在她看来，他显然应该也有孩子，“而且都经历过一段被蛋糕和生日聚会占据的特殊时光。”她觉得，他们之间应该有这样的共通之处。但显然，面包师对此表现得很不够热情，而是“只有最基本的语汇交流和必需的信息交换。”她不禁在心里琢磨起他的“粗鄙的品行”来，并放弃了和他交朋友的愿望。
安显然是一个被幸福感充盈着的女人，她爱自己的孩子，为他而骄傲。这幸福感甚至需要满溢出来，它需要更多的认同。所以，在面包师的职业性冷漠面前，她感到了挫伤，并因为这种挫伤的情绪认定面包师的品行粗鄙。而这恶感，将在后面的故事里发芽。
小说里的幸福总是意味着它即将承受严酷的打击。
周一早上，斯科蒂，那个生日男孩跟另一个男孩一起走着去上学。他们一边传递着薯片，一边谈论下午的生日聚会，斯科蒂试图打探出他的同伴将送给他怎么样的生日礼物，而这时他们正在一个十字路口的便道上。一辆车撞倒了他。司机在驶出百多英尺后停下来，看见男孩已经晃晃悠悠地爬了起来，他看起来有点站不稳，似乎被撞晕了，但没什么大事，便开车走了。男孩也没哭，也没回答他的同伴的问询。回家后，跟母亲讲了被撞的事。正说着，便突然躺倒在沙发上，不省人事。吓坏了的安马上打电话给了孩子的爸爸，叫了救护车把孩子送往医院。
孩子被诊断为轻微脑震荡和休克。但看起来问题不大，只是像在熟睡。主治医生为了消除父母眼里的惊恐，特意强调，只是休克，不是昏迷。醒过来恢复知觉只是时间的问题。父亲松了一口气，决定回家一趟，洗个澡，换换衣服。一路上，他把车子开得飞快，他想到自己的人生到目前为止，可谓一帆风顺。他从未受到过什么真正的伤害。但是现在，他有一种恐慌：他的儿子被车撞了，现在正躺在医院里昏睡。他努力让自己相信医生的话，他会好起来的，只是早晚的事。他刚走进门，电话铃响了，他的心立刻提了起来，自责不应该离开医院，他想着一定是医院有什么不好的消息传来。他拿起电话就说：“我才刚进家门。”
“这儿有一个蛋糕你们还没有取走。”显然不是医院。我们知道，霍华德（父亲的名字）并不知道安订蛋糕的事。
“你说什么？”他问。
“一个蛋糕，”那个声音说，“一个十六美元的蛋糕。”
霍华德给搞糊涂了。“我不知道什么蛋糕的事儿啊，”他说，“天哪，你在说什么呢？”
“少跟我来这套。”那个声音说。
霍华德挂断电话，给自己倒了一杯威士忌。又给医院打了一个电话，知道孩子病情没什么进展，还在睡觉，什么都没变。他给自己放好了洗澡的水，刚刚躺进去，伸展四肢闭上眼睛，电话铃又响起来了。在他又气又急地跑去拿起电话时，对方却已经挂断了。
这里，电话作为一个外部的因素第一次插入这个家庭的生活。
接下来的细节让人不忍细读，安和霍华德夫妇的心一直在恐惧和希望（这希望是掌握在医生手里的）的锯齿之间挣扎。而那位医生职业性的信誓旦旦而又留有余地的保证——他没有任何重生命危险。对，这个我可以肯定。等他醒过来，等其他结果（什么样的结果？）出来，我们就能更清楚一点儿了——也只是他们互相努力想让对言相信的安慰。一切问题都归结在一点——只要他醒过来，就没什么大事了——而他随时都有可能醒过来。
整整一天过去了，孩子经过了一次X光扫描和日常的检查。一切都是老样子，他继续在昏睡状态，当然，也并没有恶化。安需要回家去一趟，她也需要换洗一下，还有一只宠物狗“懒虫”也需要喂养。在寻找电梯的时候，她看见一个黑人家庭坐在候诊室外的坐椅上，一个中年男人，一个壮硕的女人还有一个十几岁的小女孩。那黑女人开始把安认作是医生了，后来她告诉安，在里面做手术的是她的儿子，在斗殴中被人刺倒了。安注意到，那个小女孩一直在低声地说着什么，安有一种冲动想问她在说什么，她想跟他们聊聊。但她害怕，他们也一样害怕，她也不知从何讲起。
她回到家准备给自己沏一杯茶，喂了饥饿的“懒虫”，当她拿着茶坐在沙发上时。电话铃响了。
“斯科蒂夫人。”是一个男人的声音。时间是凌晨五点，她隐约听到对方话筒传来什么机器设备的声音。
安以为是医院打来的。“上帝啊，是不是斯科蒂的事？”
“斯科蒂。”那个男人说，“是关于斯科蒂的事，没错。这个问题与斯科蒂有关。你是不是把斯科蒂都给忘了？”说完，电话挂断了。
安马上打到医院，要求跟她丈夫说话。她对接电话的护士说，这是个紧急情况。
霍华德一会就出现在电话那边。
“有人刚打电话过来，”她一边说，一边扭着电话线，“他说，斯科蒂出事了。”她哭了起来。
霍华德告诉她，孩子挺好的，没有任何变化。医生或是护士在她走后又来看过两次。反正，他没事。霍华德想起自己接到的那个电话，告诉她，肯定是一个人。别去理他。那可能是那个开救护车的司机，说不定是个神经病。
电话再一次以一种莫名的粗暴的方式插入这个悲伤的家庭。安显然已经忘记了那个面包店，对失去儿子的恐惧完全抓住了她。
当她再次回到医院时，天已经开始亮起来了。她想起昨晚遇到的那个黑人家庭，在走进医院的前门时，安忽然想起那个抽着烟盯着她看的小女孩。“别要孩子。”安想起了她低声说的话。“为了上帝，千万别要。”
她上了电梯来到三楼。这时，已经是周三的早晨，差几分就到七点了。她停在护士站边，向一个一边梳头一边打着哈欠的护士打听那个黑人男孩。护士告诉她，弗兰克林，那个黑人男孩，死了。
在她走进儿子的病房时，霍华德告诉她，孩子需要做一个手术。他们搞不清楚孩子为什么就是醒不过来，他们觉得可能跟骨裂有关。所以，他需要手术。
这时，孩子醒过来了。他刚刚睁开眼，又合上了。好象已经不适应这个世界。一会儿，又睁开，直直地盯着前方，盯了一会儿，然后缓慢地转动。目光在霍华德和安身上停滞了一会儿，又移开了。
霍华德拉着孩子的手，轻轻地又拍又攥。安捧着孩子的脸颊，在他的额上吻了又吻，叫着“斯科蒂，亲爱的，是妈妈爸爸啊。斯科蒂？”
“男孩看着他们，没有任何认出他们的表示。他张开嘴，眼睛蜷缩地合着，号叫着，直到肺里没了气。他的脸看起来放松下来，也柔软起来。他的嘴唇分开，最后的呼吸从喉咙出来，轻柔地从紧咬着的牙齿间出来。”
这样细致入微的描写在全篇并不多见，卡佛知道在什么地方用力，这枚精致而坚硬的生活之刺准确地刺入读者心里最柔软的地方。这是卡佛的胜利！
医生说那是一个很隐蔽的脑堵塞，这种情况出现的机率只有百万分之一，那们医生表示了他的震惊和难过，我们完全可以相信他的诚挚，他还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安慰这对不幸的夫妇。在告诉他们，还需要对孩子进行必要验尸程序之后，他把他们送到医院门口。他与霍华德握手，又一次抱了安。他似乎洋溢着安无法理解的仁慈，如同出自一个固定的程序，无可挑剔。
回到家后，在他们面对缺少了孩子的空洞，互相安慰时。那个电话再次打入。
“你的斯科蒂，他的东西我已经为你准备好了。”“你是不是把他忘了？”
在安愤怒到失控，对着听筒大骂时。电话里的那个男人甚至都没有一点生气的感觉，只是一种近乎顽固的平静继续提醒安。“斯科蒂，”“你是不是把斯科蒂的事都忘了？”
这让悲痛的安愤怒到崩溃。“那个混蛋。我真想杀了他。我想崩了他，看着他死。”
就在这时，她突然明白了过来。
他们来到那个面包房。面包师认出了安，他也感到了他们的愤怒的情绪。“你们想怎么着？”“可能是想要你们的蛋糕了？对，你们决定要你们的蛋糕了。你们订过一个蛋糕，对不对？”他一边后退一边想着如何应该这样局面。一再提到的蛋糕让安被愤怒膨胀。面包师告诉他们，他只是要养家糊口，为此他得每天工作十六个小时，“我在这儿从早干到晚，才能勉强活下来。”安的表情让他拿起一根擀面杖。“现在，别闹事。”尽管他还不知道，安和她的丈夫为什么这么愤怒。他一面在手上颠着擀面杖，看着霍华德。“小心点儿，小心点儿。”
“我儿子死了。”安冰冷而决绝地说“他周一早晨被车撞了。我们一直守在他身边，直到他走了。但是，当然了，你不可能想到这个，是不是？面包师不可能什么都知道，是不是，面包师先生？但他死了，他死了，你这个混蛋！”这爆发使得安的愤怒突然减弱，而让位给一种令是晕眩的反胃感。她哭了起了。“这不公平，不公平。”
面包师把擀面杖放回到台子上。给他们拉来椅子。他们坐到一起。“让我说说我有多抱歉吧……只是天知道我有多抱歉。听我说，我只是个烤面包的……可能很多年前，我曾是个和现在不同的人……现在，我只不过是个烤面包的。我知道，这不能为我的所作所为开脱。但我真的太抱歉了。我为你的儿子感到难过，我为我在这其中的行为感到歉意……我自己没有孩子，所以我只能想象你们的感受。我现在能说的只是，我很对不起。请原谅我，如果你们能的话。我不是个邪恶的人。我不认为自己是。我不像你在电话里说的那样邪恶……你们是否能在心里原谅我呢？
面包房里很热。霍华德站起来，脱下外衣，也帮安脱掉下外套。面包师看他们一会儿，然后点点头，站起来。走到烤炉边。给他们拿来咖啡、一盒奶油和一碗糖，还端来刚出炉的热面包圈。“糖衣还在流动。”这时的霍华德夫妇已经平静下来，甚至他们的悲伤都在这热烘烘的氛围里溶化。就象那面包圈上的糖衣。一种温暖到发甜的情绪开始流动在三个人心里。
面包师说“你们可能需要吃点东西，”“像这样的时候，吃是好事一小件。”在看第一遍时，我没注意到这点，我在想为什么卡佛会取用这样一个题目呢？如果用生日蛋糕是不是更贴切些呢。好事一小件，我没有看到也不懂原文，不知道译者是否能完全体现原文所要传达的意蕴，只是就此来看，好事一小件的语调含有一种轻松的调侃意味。这与小说的悲伤形成一种强烈的对比。当我注意到点题这一句，重新去看卡佛对几次电话的叙述，对面包房里的叙述。我明白了卡佛的用意。事实上，电话的事情，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把安夫妇从一种悲伤的情绪中拉了出来，而代替以愤怒。而当这愤怒因为解释而消解时，生活本身的慰籍便及时降临，吃，作为生活的代表被强调。我不知道，看着安和霍华德夫妇似乎完全忘记了丧子之痛（而在最初，他们认为这会摧毁击垮他们），而沉浸在面包圈的香甜里，安甚至一气吃了三个，这是不是有一种残酷的味道。他们在一起聊起来，听面包师讲他的孤独，讲他的面包，讲那些为聚会和庆典做的食物，那些糖衣，那些蛋糕上的象征新婚夫妇的小人，那些生日，那些燃烧的蜡烛。“他很高兴自己不是个花匠。他觉得喂人更好一点儿，无论何时，面包的味道都比花要好闻。”
他们一直聊到清晨，直到从窗户投入苍白的亮光，他们还没打算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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