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卜式传》记叙了卜式这位汉代的养羊高手和“献血”大王的传奇故事。

卜式是河南人，原来家中颇为富有。他有一个弟弟，在弟弟长大后，卜式从家中分出居住，只是带了些羊出来，家中原有的房屋钱财全留给了弟弟。卜式带着这些羊进山十多年，使羊繁衍达数千余头，于是便购买田宅。而其弟则倾家荡产，卜式于是开启“献血”模式，多次把财产分给弟弟。

当时汉朝正在抵抗匈奴入侵，卜式又一次开启了“献血”模式，上书，愿意捐出一半的家财资助边事。皇帝派人问卜式：“想当官吗？”卜式说：“从小牧羊，不熟悉怎样当官，不愿意做官。”使者说：“家里难道没有冤家仇人，想讲讲这些事吗？”卜式说：“臣生来与人无争，家里贫穷的乡人，我就借钱给他；为人不善的，我就教他做好事。去到哪里，人们都顺从我，卜式有何冤事啊！”使者说：“如果是这样，想要什么呢？”卜式说：“皇上讨伐匈奴，我认为贤能的人应该为大节而死，有钱的人应该捐出来，这样的话匈奴就可以灭掉了。”使者报告了朝廷。丞相公孙弘说：“这不是人之常情，希望陛下不要允许。”于是，皇上没有接受卜式的请求。

卜式主动给皇帝捐款，皇帝不要，这皇帝是不是有点傻啊？要知道这个皇帝可是赫赫有名的汉武帝，他一点也不傻。他只是因为丞相公孙弘的一句话——这不是人之常情（《汉书》原文为“此非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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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人情”这个词可不是公孙弘首创，首创这个词的人是历史上的名相们动辄自喻的管仲。司马迁在《史记·齐太公世家》中用“非人情”这个词，造了个排比句，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上原文：

管仲病，桓公问曰：“群臣谁可相者？”管仲曰：“知臣莫如君。”公曰：“易牙如何？”对曰：“杀子以适君，非人情，不可。”公曰：“开方如何？”对曰：“背亲以适君，非人情，难近。”公曰：“竖刁如何？”对曰：“自宫以适君，非人情，难亲。”

管仲生病了，而且病得挺重，桓公有点担心管仲这根大拐杖没了之后自己怎么走路。于是问管仲谁可接管仲的位置。管仲太了解目前朝廷的这个班子，实在是无合适之人接任相位，但他也太了解桓公之为人，桓公恰如自己的好朋友鲍叔牙所言的，得自己则贤，不得自己则昏，自己死了，桓公也该结束了，下一代自有下一代的活法，顾不了了。可这话怎么能向桓公说呢？况且，桓公再怎么样也还是一个对自己不错的老板。无奈，管仲只得轻轻一推，把话题递给了桓公，并顺手扶了一下桓公的高冠，“还有谁比老板您更了解我们这帮臣子的。”于是对话进入了实质性的阶段。桓公连续提了三个他心中的丞相人选——易牙、开方、竖刁。管仲此时也没有藏着掖着，就实际情况作出了自己的判断：“易牙杀子取媚于君，不合人之常情，不可用；开方放着卫国太子不做，以臣侍君，事事顺遂君意，不合人之常情，不可近；竖刁自宫以取媚国君，不合人之常情，不可亲。”管仲一口气说完这个排比句，已呼哧带喘，上气不接下气。结果是桓公根本就没采纳管仲的谏言，而是重用了这三个人，最后，朝政陷入混乱，自己死后六十七天也没有人给他下葬，尸体上长的蛆都爬到了门外。

这就是一代霸主不听“非人情”的劝阻而落得的可悲下场。所以，《汉书》里公孙弘在卜式排比式的三拒绝后一说出“此非人情”，汉武帝立即就认为卜式不可靠。虽然汉武帝未必读过这个用“非人情”造的排比句，可班固肯定是读过这段话的。这是班固对司马迁的致敬吗？我不知道。

我只是知道，人之常情的标准看似容易知晓，其实难免会阴差阳错。

管仲和公孙弘所讲人之常情，大家很容易理解。为何管仲判断正确，而公孙弘判断错误呢？原因或许就在于，管仲判断的是恶，而公孙弘判断的是善。我们判断恶时，常常是恶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恶，我们判断善时，善较少会超出判断。鲁迅先生说“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竟会凶残到这地步。”这是前者，恶会超出我们的判断。所以，对于恶的判断，倒还不至于太错。而善呢，因为善意太少，所以甫遇大善则诧异莫名，乃至视善若伪。扎克伯格一捐再捐，有人便杜撰出扎克伯格有种种等等的动机了。这就是后者，就是“公孙弘式”的判断了。

所以，当卜式遇上了公孙弘不就说明这个社会的善意太少吗？

当然，卜式的结局要比我们熟知的元末明初首富沈万三家族的结局好多了，沈家也曾捐了很多钱给皇帝，最后还是被满门抄斩，一说被流放云南。可见，在一个非正常的社会，捐个钱或做点好事也不易。

附：

卜式传

卜式，河南人也。以田畜为事。时汉方事匈奴，式上书，愿输家财半助边。上使使问式：“欲为官乎？”式曰：“自小牧羊，不**仕宦，不愿也。”使者曰：“家岂有冤，欲言事乎？”式曰：“臣生与人亡所争，邑人贫者贷之，不善者教之，所居，人皆从式，式何故见冤！”使者曰：“苟，子何欲？”式曰：“天子诛匈奴，愚以为贤者宜死节，有财者宜输之，如此匈奴可灭也。”使者以闻。丞相弘曰：“此非人情。愿陛下勿许。”于是上不报式。式归，复田牧。……（节选自2012年上海高考文言文一，《汉书·卜式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