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生死两茫茫。
　　不思量，自难忘。
　　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纵使相逢应不识，
　　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
　　小轩窗，正梳妆。
　　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
　　料得年年断肠处，
　　明月夜，短松冈。
　　这是苏轼著名词作《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作于宋神宗熙宁八年乙卯（1075），当时作者在密州知州任上。这首词为苏轼怀念结发之妻王弗而作。王水照先生曾云：此词“含悲带泪，字字真情，将满腔思念倾注与（于）笔端，创造出缠绵悱恻浓挚悲凉的感人意境 ”，实为定评。让我们对苏轼爱情故事的解读，先从这首“缠绵悱恻浓挚悲凉”的《江城子》和王弗的故事开始。
　　眉山三苏祠，作者曾多次前往拜访　
　　苏轼一生共有三个伴侣：结发之妻王弗、继室王闰之、侍妾王朝云，苏轼与她们情真意笃。王弗生长子苏迈，王闰之生次子苏迨和三子苏过，朝云在黄州时生下四子苏遁，却不幸夭折。朝云在闰之病逝后，安居侍妾之位，陪着苏轼贬谪岭南，不幸病死于惠州。
　　有一种奇特的言论，非常值得注意。钟来茵先生在《苏东坡三部曲》“总序”中说：
　　一旦我们了解了真实的历史事实，才知道苏轼对前面的两位夫人，感情平平淡淡，诗人为她们献上的作品仅一二篇；而东坡对朝云爱得炽热、持久，诗人为其所写的作品竟然超过二十篇 。
　　在学术著作可以量化的今天，爱情质量也用题诗多少来量化。按此道理，晚年爱上比自己小约三十岁的歌星梁菁菁的梁实秋先生，在短短的时间里写了上千封情书（有时一天多达三封），和他相比，苏轼对朝云的爱，也应算作很平淡呢！然而苏轼一曲《江城子》，使天下中华识字儿女无不能诵“十年生死两茫茫”，若让梁实秋先生选编《古今十大爱情诗文》，想必也不会将这首词摒弃吧。
　　钟莱茵先生所说的“一旦我们了解了真实的历史事实”，除了诗篇多少之外，还有一个依据。他说：
　　苏轼多次宣布，他年轻时欲隐林泉，不愿结婚，不愿出仕，迫于父母之命，才改变初衷的。由此可见，苏轼与王弗的结合，是父母之命，媒勺（龙吟按：应为“妁”）之言的产物，不是一对年轻男女强烈感情的产物……任何事物都是通过比较才有区别，苏轼对王朝云的强烈的爱情，反衬出苏轼与王弗的感情是较为一般的。
　　王弗病逝于治平二年（1065），苏轼纳朝云为妾则是十年后的事，二人如何“比较”？况且钟氏在书中也曾推断：苏轼纳朝云为妾，既与顶头上司——当时的杭州太守陈襄故意安排有关，又跟自己夫人王闰之催促密不可分 ，这里有没有“长官之命”、“贤内充媒”因素？而“苏轼与王弗的结合，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产物”，却是纯乎臆测。
　　所谓“苏轼多次宣布，他年轻时欲隐林泉，不愿结婚，不愿出仕，迫于父母之命，才改变初衷的。”依据有两个：一是苏轼的《与刘宜翁使君书》：
　　轼龆龀好道，本不欲婚宦，为父兄所强，一落世网，不能自逭。
　　刘宜翁是曾在三茅山学道的隐逸之人，晚年被贬于惠州的苏轼与他通信，谈及自己童年喜欢出家学道，不想结婚、不想做官之事，应是出自肺腑之言。苏轼七八岁时随眉山道士张易简读书，晚年在海南，这位先生还入梦对他进行教诲（见《众妙堂记》），“龆龀好道”定与这位道长有关。至于“不欲婚宦”，原因是曾被“父兄”强加给婚姻。这里的“父”不仅指父亲，伯父也是父辈；兄即指其伯父苏涣的儿子苏不欺、苏不疑等，可是他们所“强”之人是不是王弗呢？
　　宋人《东园丛说》记载着苏轼少年时的另一段姻缘：
　　王子家言及苏公少年时，常夜读书，邻家豪右之女，尝窃听之。一夕来奔，苏公不纳，而约以登第后聘以为室。暨公及第，已别娶仕宦。岁久访问其所适何人，以守前言不嫁而死。其词有“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之句，正谓斯人也。“拣尽寒枝不肯栖，枫落吴江（一作沙洲）冷”之句，谓此人不嫁而亡云也。
　　苏轼的《卜算子》词寓意何在，至今众说纷纭（涉及四个女子），这里不必卷入。我们要注意这段话的前半部分，所说的正是苏轼的婚姻问题。
　　《东园丛说》为南宋初年李如箎所撰，《四库总目提要》认为其书虽被后人搀入杂说，但所记之事多“典核不苟”，因此作了“其书可采”的结论。
　　更重要的在于，王子家并非道听途说之徒，他是苏轼友人王廷老的儿子、后来成了苏辙三女婿的王浚明 。王子家活了八十五岁,直到绍兴二十三年（1153）才去世。侄女婿述说大伯丈的隐私，决不可捕风捉影。
　　钟莱茵先生的所谓“苏轼多次宣布”，其实只是两次，另一次是在《与王庠书》中：
　　轼少时本欲逃窜山林，父兄不许，迫以婚宦，故汩没至今。
　　王庠是四川荣州人，荣州离眉山仅百里之遥，二人不仅是同乡，还是“姻亲”。王庠生于神宗熙宁七年（1074），比苏轼整整小28岁。苏轼此信，写于晚年被贬“海嵎”之际，即60岁以后，当时王庠正值壮年，准备参加科举考试。
　　于是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年近不惑的大名士，要对一位后生谈及自己少年时的婚事？
　　答案只有一个：王庠对苏轼早年的婚事多少知道些底细。
　　苏轼在给黄庭坚的信中透出了这个消息：“有侄婿王郎，名庠，荣州人。”（《与鲁直书》）瞧，原来这位后生也是苏轼的侄婿！联想到苏轼两番强调“为父兄所强”、“父兄不许”，这位仁“兄”应是王庠的岳父。试想，如若王庠对长辈的隐私一无所知，苏轼偏要与他谈论此事，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
　　由此可以断定，苏轼在娶王弗之前，还有一段婚姻。不然的话，他的“不欲婚”、父兄“迫以婚”就无从谈起。这是一段亲人讳言的往事，苏轼在与知情的侄婿通信中透了一点消息，另一位侄婿则在晚年将这段秘密泄露了出去。

逼娶对象：邻郡太守之好女

　宋代著名笔记《邵氏闻见后录》卷十五有一段话，值得我们深思：
　　眉山老苏先生里居未为世所知时，雷简夫太简为雅州，独知之。以书荐之韩忠献、张文定、欧阳文忠三公，皆有味其言也。三公自太简始知先生。后东坡、颖滨但言忠献、文定、文忠，而不言太简，何也？
　　持此疑问的其实不止邵博一人，下边还有三则宋人的记载，很少被人们觉察：
　　（苏）洵初入京师，益帅张文定荐之欧阳公，世皆知之；而有雷简夫者。为雅州。以书荐之张、欧及韩魏公尤力，张之知洵由简夫，世罕知之。雷之书文，亦慨慷伟丽可喜。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百三十五《经籍考》六十二
　　人知乐全之荐东坡，不知三苏之始进自雷简夫之荐。
　　——谢采伯《密斋笔记》卷四
　　老泉布衣时，初未有名。雅安守刘太简简夫独深知之，以书荐于韩魏公、欧阳文忠公、张文定公，辞甚切至，文亦高雅，今蜀人多传其本，而东坡、颍滨二公独无一语及太简者。老泉集中，与太简往来亦止有《辞召试》一书耳。如《与太简请纳拜书》，蜀人至今传之，集亦不载。初疑偶然耳，久之又得老苏所作《太简墓铭》，亦不在集中，乃知编集时有意删去。不知其意果何如也？
　　——陆游《老学庵续笔记》
　　雷简夫何许人也？原来他是宋初殿中侍御史雷德骧的后人。雷德骧有两个很出名的儿子，长子雷有邻因为爱揭人阴私、告黑状而耸动朝野；次子雷有终却因先后参加剿平成都的李顺、王均两次“叛乱”而赫赫有名（见《宋史》卷二百七十八本传）。雷简夫是雷有邻的孙子，父亲是雷孝先。雷孝先早年曾因“内乱”（乱伦）而遭其舅舅卫濯的告发，连累祖父、父亲三人同时被贬，名声不佳。后来他随其叔雷有终赴成都征讨王均有功，又被起用，晚年分司西京。可能是祖父、父亲名声太差的缘故，雷简夫既没参加科举，也没求个荫封，而是走起“终南捷径”，隐居在深山，骑牛出入，自称“铁冠道长”，然而他身在草野，心在魏阙，经常到朝廷大员那里谈论用兵之道。康定元年（1040），他的纵横捭阖之论终于打动了枢密使杜衍，在后者荐举下，雷简夫以处士身份被仁宗破格召见，以秘书省校书郎签书秦州观察推官，后知坊州、简州、雅州。十余年间，他与进朝廷名士诸如宋祁、张方平、司马光、王安石等都有交往，宋祁甚至在诗中称赞他“高气横九州”（《墨池编》卷三）。
　　孔凡礼先生的《苏轼年谱》将苏洵带领苏轼拜见张方平定在至和元年（1055），这是准确无误的；可《年谱》认为苏洵与雷简夫交往系在嘉祐元年（1056），是个明显的疏漏。因为苏洵拜见张方平，系由雷简夫推荐，手中还持有雷简夫的信。苏洵远在没见张方平之前，就与雷简夫非常稔熟了。《年谱》的疏漏，出于《舆地纪胜》的误导。《舆地纪胜》卷一百四十七《雅州》云：
　　雷简夫：至和初，侬智高走入云南，蜀人相惊，以智高且至。知益州张方平乞用简夫知雅州。
　　《宋史》卷二百七十八《雷简夫传》说雷氏“知坊州、徙简州，用张方平荐，知雅州”，根本没说张方平当时在成都任上。而雷简夫知雅州，不单是侬智高的传闻，更重要的还是防止那里此起彼伏的“蛮獠”即少数民族的起兵骚扰（《宋史》卷四百九十三）。《舆地纪胜》移花接木，却颠倒了时间。即使与侬智高有关，侬智高被狄青所败逃到云南在皇祐五年（1053）正月，也是张方平知成都前两年的事情。
　　到底雷简夫何时到雅州的？宋代官员转官以三年为期，雷简夫于康定元年（1040）被召，授以秦州推官，后知坊州、简州，包括转官迁延，应是十年到十一年左右，那么他知雅州至迟也在皇祐四年（1052）。
　　《邵氏闻见后录》里完整地收有雷简夫当年向朝琦、张方平、欧阳修三人推荐苏洵的信。信的内容可以帮助我们解开谜底。这几封信虽然写于张方平到成都任之后，但里面却透露出雷简夫与苏洵交往的岁月：
　　简夫……得郡荒陋，极在西南，而东距眉州尚数百里。一日，眉人苏洵携文数篇，不远相访。读其《洪范论》，知有王佐才；《史论》得迁史笔；《权书》十篇，讥时之弊；《审势》、《审敌》、《审备》三篇，皇皇有忧天下心……洵年逾四十，寡言笑，淳谨好礼，不妄交游；亦尝举茂才，不中第，今已无意。
　　“年逾四十”，应指41到45岁之间，若是46岁以后，应称“年近五十”才对。庆历七年（1047）五月，苏洵之父苏序病逝，苏洵当时在外游学，秋天闻讣后，才归家为父守丧，后来一直杜门不出；皇祐元年（1049年）服满，才开始写《洪范论》、《权书》、《审势》、《审敌》等文章，翌年（1050）将女儿八娘嫁与内侄程之才，此后开始外出寻找出路。他曾于皇祐三年（1051）以诗谒见张方平的前任田况，并没得到重用 ，这时他才转向雅州拜见未中过进士（这是苏洵心中的痛）、却以布衣受到重用（这是苏洵之大愿）的雷简夫。雷简夫说他们相见时苏洵年逾四十，正好说明时间在皇祐四年（1052），这时苏洵44岁。苏洵在诗中也曾清楚地交待过这方面的信息：
　　到家不再出，一顿俄十年。
　　昨闻庐山郡，太守雷君贤。
　　往求与识面，复见山郁蟠。
　　雅州有座山，名字也叫庐山。苏洵这首《忆山送人五言七十八韵》中的“人”，分明指雷太简，苏轼兄弟在编父亲诗文集时，故意将他的名字隐掉了，这又给人们留下一个悬疑。另需说明的是，“到家不再出，一顿俄十年”，是指苏洵庆历七年（1047）落第后，回家给父亲苏序守丧，十年没有出川、没有再赴京师应举求官，而不是十年没离开家门。从庆历七年到嘉祐元年（1056），首尾相连整整十年，此间苏洵就曾多次去过成都，先后拜见镇守一方的大帅田况、张方平，见张方平时还带上了苏轼。“忆山”之“忆”与“昨闻”之“昨”，都说明苏洵见雷简夫是往事。
　　平心而论，雷简夫是第一个真正赏识苏洵的人。而苏洵的《审势》、《审敌》等文章，确实撞到正在加紧备战的雷简夫心坎上。苏洵有个“颇好言兵”的美名 ，殊不知他的“颇好言兵”是受“关中用兵，以口舌捭阖公卿”的雷简夫的影响（见《宋史》本传）。雷简夫对苏洵极为赏识，多方举荐。那三封信，除了在韩琦那里没有生效以外，张方平和欧阳修都成了成就三苏声名的关键人物。对这一点，苏洵没齿难忘。后来雷简夫早年在长安贪财受贿的劣迹被刘敞查出，晚景十分惨淡，即便如此，苏洵还是写了《雷太简墓铭》：其中“呜呼太简，不显祖考……有功不多，孔铭孔悲！”之句，可谓甜酸苦辣咸五味俱全，不了解他们这段交往，怎知其中深意？
　　弄清这段史实，我们便能理解为什么曾在雅州为官的邵博在搜罗到雷简夫荐举苏洵的热情洋溢的信后，要发出“东坡、颖滨但言忠献（韩琦）、文定（张方平）、文忠（欧阳修），而不言（雷）太简，何也？”之问。而陆游的“东坡、颍滨二公独无一语及太简者”以及对二苏“编集时有意（将与雷简夫相关的文章）删去，不知其意果何如也”的困惑，件件事出有因。
　　纵观苏轼、苏辙二人诗文集，并非兄弟二人“独无一语及太简者”。苏轼在一次谈书法技艺时，曾以不屑的口吻提过雷简夫一句 ，除此之外，目前尚未发现其他痕迹。
　　为什么大苏、小苏要将雷简夫屏于生活之外、甚至是记忆之外？
　　如前所述，苏洵与雷简夫相见相知是在44岁左右即皇祐四年，这时恰好苏轼17岁、苏辙接近15岁，正是谈婚论嫁的最佳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