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墨家的理路》附文。首要目的是为了说明解读方法，所应该注意的原则。并且由于《亲士》篇是公认的墨子青少年时代作品，最能体现墨子师承。原文所表现的用语习惯已经近似黄老。笔者通过对原文的逻辑分析、理顺，对所谓通假、脱文的重新训诂。发现老墨的基本思维也是相同的。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吕氏春秋》所说，墨子“学于史角之后”不无道理。本文是在贵州出版社出版的，周才珠先生所著《墨子全译》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其中涉及《墨经》之解读，则是在雷一东女士《墨经校解》基础上。本文注释集中于那些笔者认为需要修正的内容。其中没有异议的字句就没有做注释，不太熟悉古文的朋友也许需要对应其他译文来看。

　　【题解】：

　　本篇《亲士》讲述了要与贤士共治天下的道理。全文逻辑线索为：

　　开篇墨子说，如果不亲近贤士、与贤士共治天下，那么就不能保存邦国。认为晋文公、齐桓公、越王勾践在危难中仍然能得到贤士的帮助，是用贤的高境界。然后墨子通过“严于律己，面对困难”的道理，告诉君王要防止“权臣、拍马”两类恶臣造成伤害。那么就必须任用贤士，让贤士指出君王的错误和明察臣子的违规。接下来，墨子指出自任其事是危险的，君王不能出错，所以要用贤能去任事。再接下来墨子指出，贤能的人虽然不好掌握，但却能真正帮助君王。所以君王有容，应该放手让贤士去任事。并且用古代的圣王作为范例，指出古代的圣王几乎不用干涉臣子的工作。如此则能获得“能大”的效果。最后墨子批评“亲亲”违背“亲士”的道理，认为亲亲不能润泽天下。

　　对比本解析和过去注家的译文，会发现几个特点。笔者重文法、文理，首先要保持句子内部逻辑通畅，再保持句子与句子之间、段落与段落之间的逻辑通畅，再去归纳全文逻辑，最后用全文逻辑微调一些字词的翻译。如此反复。由于笔者的文字水平不高，可能仍然词不达意。但是这种解析的过程应该比重视保持词意、句意、思路与其他典籍相同更为合理。如果各家的概念和思路相同，那么各家典籍怎么可能不相似呢？那么用那种方法解读出来的内容，怎么能用于证明各家大致相同呢？不过是循环论证罢了，用结论去论证结论罢了。又比如过去的注家未能注意“圣人”在《墨子》中是“圣王”之意，即使看到逻辑不通畅也没有反思。实在是不应该。当然，在《亲士》中出现“吴起之裂”是肯定不正确的。有无数种可能。比如汉朝之后的修订者见到类似的一段话。又看到《亲士》“是故比干之殪（yi4），其抗也；孟贲（ben1）之杀，其勇也；西施之沈，其美也”，仅有三句没有成双，以为有脱文。其实《亲士》第一段所举“文王、桓公、越王”，也是三人，也是对称的。又比如原文是指儒家某名人，或者是“孔丘之亡”也不是没有可能。因为《非儒》记载孔子煽动白公胜造反，而考察孔子去世时间也是同时。当时孔子已经病重，原本子贡一直在身边。但孔子去世时子贡恰恰不在身边了，一周以后才回孔子身边。这对于极重忠孝的的孔门是很不正常的。孔子因白公胜造反失败而气死。子贡可能因此认为自己去煽动白公胜造反失败，没有能完成孔子最后的心愿。所以内疚不已，为孔子守墓6年。如果我们每个人都以为原文有问题，反而不利于对原文的解读，除非有比较确凿的证据。周才珠先生等注家没有修改原文，已经有比较谨慎的意思。但应该更进一步，在译文时也保持足够的谨慎。

　　在解析的过程中，笔者发现一条规律：只要是其他书籍和人们认为有矛盾、逻辑断裂、传抄错误、需通假等位置，几乎必能出彩。本文需要重新解析，最早正是发现于“今有五锥……”段与前文“无关”。然后在反复循环的过程中又逐渐发现原注所说的“通假、传抄错误”，没有一个必要。笔者的《大取解析》，也仅剩下“官苟”通假“馆敬”了。虽然官苟之苟，也许与本文“支苟”之苟相通，但笔者还不能确定，才留下“官苟”之疑问。当然，笔者并不是说所有的通假和订正都不合理。而是认为应该遵循黄侃先生所言：读书当潜心考察文义，不必骤言通假。也不是要指责前辈注家。没有人们不断的接力，是不可能有现在的便利条件的。笔者只是要强调一个问题：我们必须要改变过去的方法错误了，必须转向以文法和行文逻辑通畅为主要目标。此两者比字意、文意要客观得多。特别是在古文形近往往可通、古音声韵相近往往可通的规律被发现之后，我们应该明白字意的主观性太过于强烈了。

　　遍读《墨子》一书可以感受到墨家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总是在讲如何防止出问题。本篇《亲士》论证君王要亲士时，墨子没有像儒家那样讲要高尚、要王天下、要向民众施予等等。居然也是以需要解决两个可能的危机进行论证。一个是在臣子中有人会欺君，二是不管君王自己多么强都不可能长久。所以君王需要助手，并要放手让他们去干，而自己退居幕后。墨家的“非攻”在战争方面讲的是防止别人侵犯自己，义助弱国抵抗强国。法治观点是“除暴沮恶”、是“漏雍”--补漏，而不是用法律导向善。在赋予君王执法权同时，墨家又为王公大人士君子们准备了十多道道枷锁。还有“墨子之言昭昭然为天下忧不足（《荀子》），是要防止老百姓挨饿。这种防止出问题，但同时又主张“求为义也，非为义也”，不能强制的的思维方式是非常伟大的。注意与儒家希望通过权力去达致自己理想的思维方式相区别。非强制，其实也是防止出问题。墨家确实是以“贱民”立场为基础的，但墨家同时又是主张兼爱共赢的。

　　本文中，我们可以看到墨子认为君王和贤者是紧密合作的共治关系；墨子认为君王要保持自我克制；墨子认为君王尚贤主要目的是防止自己出错、防止出错后给自己造成损失、防止危难中没有贤者相助；墨子认为自己任事、任性危险，需要广泛吸纳；墨子认为亲亲不如亲士，亲亲无法达到目的。当然其中最抢眼的是：君王为天下之公器说。结合《墨家的理路·尚贤》篇，会发现两篇文章的思路是类似的。只是《尚贤》篇比较完整地讲述了如何才能达到“流国”的目的而已。简单地说，其中道理就是要让君王自己与百姓同义！

　　现在我们会发现与《老子》中所讲述的道理几乎相同了。人们最可能的反驳是尚贤和不上贤之不同，但老子的不上贤是真的不尚贤吗？很多学者都已经指出老子的不上贤，含义是不以己为贤罢了。那么《墨子·亲士》篇说君王要任用贤者，放手贤者去任事，不要指手划脚，就与《老子》相通。《老子》说“代大匠斲则希不伤手矣”，不正是这个意思吗？而且“伤手”所表达的防止出问题思维，不正与《亲士》篇用“防止出问题”进行论证相同吗？《亲士》篇甚至行文用词都与《老子》和后来的黄老学派相近呀！看过《老子》的朋友必不能否认这一点。那么墨子早年是学于“史角之后（《吕氏春秋》）”，还是学于儒？先秦根本没有“学于儒”之说呀！那么《庄子·天下》篇说“古之道术将为天下裂”，其中列举诸子竟恰好没有儒家和所谓的魏秦法家成名人士，是巧合吗？

　　【原文】：

　　入国而不存其士，则亡国矣。见贤而不急⑴，则缓其君矣。非贤无急⑴，非士无与虑国。缓贤忘士，而能以其国存者，未曾有也。昔者文公出走而正天下；桓公去国而霸诸侯；越王勾践遇吴王之丑而尚摄中国之贤君。三子之能达名成功于天下也，皆于其国抑而大丑也。太上无败，其次败而有以成。此之谓用民。

　　【今译】：

　　执掌国政，如果不亲近、爱惜他的贤士，那就会导致国家灭亡。见到贤才而不急着与之共事，那他们就会对君主怠慢。没有贤士，就没有人与君主共事患难；没有贤士，就没有人与君主共担国事。疏远贤才、忘记贤士，而能治理好国家的君主，是不曾有过的。过去晋文公遭难出走而后来又能成为天下的盟主，齐桓公被迫离国而终于称霸诸侯，越王勾践遭受吴王夫差的羞辱而成为威慑中原诸国的贤君。这三位贤君都是在国破、受辱的恶劣条件下，仍然能称霸诸侯、扬名天下。最好的当然是不失败；其次是即使失败了，还有办法获得成功。他们真算是善于用人了。

　　【注释】：　⑴、前一个急显然有“急着任用”的意思。后一个急显然有“共患难”的意思，因后文都用君王处于患难为例。那么“任用”是与贤者共事，“共患难”也有在一起共事的意思。所以两个急字的共同点有2个：一是紧急；二是共事。那么两个“急字”还是分别译为“急着与之共事”和“共事患难”的好。能将两个共同点都表达出来。而且我们在后文，也可以看到君臣确实是“共事”关系，被称做“同方”。

　　【原文】吾闻之曰：“非无安居也，我无安心也；非无足财也，我无足心也”。是故君子自难而易彼，众人自易而难彼。君子进⑴不败其志，内究其情；虽杂庸民，终无怨心。彼有自信者也。是故为其所难者，必得其所欲焉。未闻为其所欲，而免其所恶者也。是故逼臣伤君，谄下伤上⑵。君必有弗弗之臣，上必有詻詻（luo4）之下。分议者⑶延延，而支苟者⑷詻詻，焉⑸可以长生保国。臣下重其爵位而不言，近臣则喑，远臣则吟，怨结于民心。谄谀在侧，善议障塞，则国危矣。桀（jie2）纣（zhou4）不以其无天下之士邪？杀其身而丧天下，故曰：归国宝不若献贤而进士。

　　【今译】我曾听说过这样的话：“并不是没有安适的居所，而是自己没有安定的心；并不是没有足够的钱财，而是自己没有满足的心”。因此，君子往往严于律己，宽于待人；而一般人则往往宽于待己，严于律人。君子在任职谋政时不会改变自己的信念，能探究事情的情由。（不任职时，）虽然夹杂在平庸的百姓中间，也终无怨悔之心。因为他有自己的信念。因此敢于挑战困难，就一定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没有听说过希望获得想要的东西，却能避开困难的。所以因为（可能会出现）权臣欺君、佞臣害主（的危险，君王必须要面对，而不能回避）。（那么）君王一定要有敢于讲真话、纠正自己错误的贤臣，君主必须有敢于直言争辩的贤士。明辨君王是非的人敢于（向君王）坚持自己的意见，明察官员职守的人勇于（与权臣）争辩，这样才能长生保国。反之，臣子们如果看重自己的爵位而不敢指出问题，近臣缄默不言，远臣仅知嗟叹，长此以往，必然违背民心使民抱怨。吹牛拍马的佞臣围在君王左右，使正确的意见被阻塞（，不能传到君王那里），那么国家就危险了。难道夏桀、商纣不正是因为没有能与之休戚与共的贤士，所以身遭味戮，国家灭亡吗？所以有经典说：馈赠国宝不如举荐贤士、提拔人才呀！

 　【注释】：

　⑴、原译：得意的时候。今改：任职谋政。“进”字是前进、任官、奉献之意，“得意”是因为自己本就想当官治国平天下。这里取其原意。而且“君子进……；（不进）虽杂庸民”，显然是转折关系。所以“内究其情”应为“不败其志”的递进。

　　另外要提一下“自难而易彼”。这个句话对于君王和贤士虽然都可以用，但“自难”所“面对的困难”的内容恐怕不同。君王“自难”恐是要直面自己的缺点，不要自己任事之意，而对于君子则是要去解决难题。不这样理解，那么从“自难而易彼”到“逼臣伤君”之间的逻辑就不通畅。周才珠先生的译文应该是看到了这一点。所以用“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保持两可性。但笔者见过几个版本的译文却将这句话，与墨者不避危难混为一谈，没能注意对于君王和贤士其内涵的不同。

　　⑵、这句必须被理解为“君王所要面对的危险”，否则逻辑就不连贯了。前文说要敢于面对困难，后文说君王要有直谏的臣子。本句直译“权臣伤君”，就与前文没有关系。

　　⑶、原译：秉持公议的人。今改：明辩是非的人。原译需要将“分”通假为“公”，但是不通假也能读通，故不通假。“分议”和“分辨”类似，墨家有辩学。《修身》就有“辩是非不察者”语。另由“天下之士君子，将欲辩是非利害之故”，可知辩是非是任官的职责。而且前文“谄下伤上”，谄下之人无非是拍马而已。此处“分议者”译为“明辨是非的人”，正好与之相应。具体来说，分议是针对君王的，也就是敢言直谏。

　　⑷、原译：旁相诫敕的人。今改：明察职守的人。原译需要将“苟”通假，但是不通假也能读通，故不通假。支，有旁、分之意。其中分，与前面“分议”之分相同。所以支在这里应该是“从旁分辨”，也就是“明察”。而“苟”字是“轻率”之意，在这里应该是“玩忽职守”等不符合其职务规范的意思，包括犯上。其中犯上就与前文“逼臣伤君”相应。而不称职也与后文的“不胜其任”相应。支苟，看来是针对官员的。分议者针对君王，支苟者针对官员，正是一套完整的防止出问题的人才搭配。

　　⑸、焉，副词，表示“乃、才”。“焉可以”就是“才可以”。

 　【原文】：

　　今有五锥，此其铦（xian1），铦者必先挫。有五刀，此其错，错者必先靡⑴。是以甘井近竭，招木近伐，灵龟近灼，神蛇近暴。是故比干之殪（yi4），其抗也；孟贲（ben1）之杀，其勇也；西施之沈，其美也；吴起之裂，其事也。故彼人者，寡不死其所长，故曰：太盛难守也。故虽有贤君，不爱无功之臣；虽有慈父，不爱无益之子。是故不胜其任而处其位，非此位之人也；不胜其爵而处其禄，非此禄之主也。

　　【今译】：

　　现在有五个锥子，这是最锋利的一个，它必定最先被折断；这里有五把刀子，这是一把磨锋利的，它必定最早被磨损殆尽。所以甘甜的水井往往先枯竭，高的树木常常先被砍伐；灵龟往往先被烧灼，神蛇常常先被曝晒。所以，比干的死，是因为他刚正不阿；孟贲的被杀，是因为他勇武过人；西施被沉江，是因为她太漂亮了；吴起遭车裂，是因为他太能干了。从以上的人来看，很少有不死在自己的长处上的，所以说：太突出了就很难保全自己。（因为太盛难守，所以君王不可自任其事，而要借助于贤者）。所以即使有贤君，也不爱无功的下臣；即使慈父，也不爱无出息的儿子。因此，不胜任这事而占据这位置，不是应该占据此位的人；不胜任这个爵位而享有这个俸禄的，他就不是应该享有这种俸禄的人。

 【注释】：

 　⑴、其本意就是“没了”，稍后有“消耗了”、“耗费”意。无需通假。

　　【原文】：

　　良弓难张，然可以及高入深；良马难乘，然可以任重致远；良才难令，然可以致君见尊。是故江河不恶小谷之满已也，故能大。圣人者，事无辞也，物无违也⑴，故能为天下器⑵。是故江河之水，非一源之水也；千镒之裘，非一狐之白也。夫恶有同方，取不取同而已者乎⑶？盖非兼王之道也！是故天地不昭昭，大水不潦潦，大火不燎燎，王德不尧尧者，乃千人之长也。其直如矢，其平如砥（di3）⑷，不足以覆万物。是故溪陕者速涸，逝浅者速竭，墝埆（qiao1que4）者其地不育。王者淳泽，不出宫中，则不能流国⑸矣。

 【今译】

　　良弓难以拉开，但它可以射到高深处；良马难以驾驭，但它可以负重行远；良才难以指挥，但他们可以辅佐君王，使之处于至尊的地位。所以，江河从来不厌恶小川充溢自己，故能成为大河。古代的圣王，不对事情多加评论，不违反事物的自然，所以能成为天下人的公器。因此，江河的水并不只有一个源头；名贵的狐裘，并不是只取于一狐的腋下皮毛。共治天下，哪会选取不能助力的呢？与（自己）的呢？这就不是兼爱天下的君主的原则了。所以大地不昭昭为明（而美丑皆收），大水不潦潦为大（而川泽皆纳），大火不燎燎为盛（而草木皆容），王德不尧尧为高（而贵贱皆亲），才是千万人的首领呀！象箭一样自己飞出去，象磨刀石一样将贤者磨平，那就不能包容万物了。因此狭小的溪流很快就干涸，很浅的小川很容易枯竭，坚硬贫瘠的土地不能生长五谷。君王淳厚的恩泽，如果只限于宫中，搞亲亲，就不能遍流邦国了。

 【注释】：

　　⑴、原译：勇于承担责任，又不违背客观事物的规律。今译：不对事情多加评论，不违反事物的自然。原译里面有个重要的错误：“辞”被注解为“推辞”。这符合墨者勇于任事的精神。但是圣人，圣王也。墨子的时候，他恐怕还不知道孔子也被捧为圣人了呢，即使知道也未必承认。那么君王勇于任事岂不是招木近伐的结果吗？我们不能假设前文错了，脱字了或者多字了。只有实在无法可解，才能尝试假设原文错误。

　　圣人和老百姓不同的地方不单是德行高，而且还有身份的不同。这句话讲的是君王，是其中关键所在。本段全段都是在讲君王，怎么会又插入一句讲平民圣人的内容呢？前文“是故……故能成大”。讲的是君王要任用贤者。后面紧接着讲圣王能容人，逻辑上通顺得多。

　　其实我们看这个“辞”字。《小取》“辞抒意”，辞是言辞的意思。《礼记·檀弓》“使人辞于狐突”；《礼记·表记》“无辞不相接也”。都是告诉、言辞的含义。《说文》“辞，讼也”，可以推测辞的原意就是争讼。然后才引申出“分离”、“告别”。战国中期以前应该还没有出现“推辞”的意思。《吕氏春秋》“过北郭骚之门而辞”，译为“到北郭骚家里去告之”也是妥当的。《公羊传》“以王父命辞父命”，其中“辞”字也应该是“与……相争”。所以“事无辞”，就是对事情不加以言辞，或者不争以言辞。

　　那么为什么君王不能勇于任事呢？是因为墨家天人两分的缘故呀！君王的规范和墨家这些贤者和老百姓的规范不一定一样，从《老子》看甚至大部分是相反的。《大取》篇也说圣人利天下人多，爱天下人少，老百姓爱人多，利人少。在儒家天人合一的观点里，才会出现君王和老百姓一样规范的情况。

　　⑵、原译：故能成为治理天下的英才。今译：所以能成为天下人的公器。译为“英才”就把最重要的信息给去除了。对比孔子的“君子不器”。这里偏偏就要用这个“器”，看法与孔子相反。《经上》“君臣萌，通约也”。君和臣的职责是天下人的通约、契约。“器”字本意并不是“器具”，而是信物。两相对照，可见墨家确实是认为君王是天下的公器呀。并不是简单的“英才”二字所能表达。另外，“英才”二字也透露出原注家将“圣人”看成了平民圣人，而不是君王身份。

　　⑶、原译：哪有同道的人不取而只取与己意相同的人的道理呢？今译：哪里有共治天下的人之间，只取不合力的道理呢？此句虽然拗口，但也是不需要认为“传抄错误”的。

　　首先是同方的“方”字，应该是“治理”。无规矩不成方圆，《法仪》“百工为方以矩，为圆以规”。矩划方，规划圆。从《经下》“意规圆”皆可以为法。可知规寓意是“法”，那么矩的寓意是什么呢？笔者认为是“邦国”。所以“方”可能有邦国、地域之意，引申为治理邦国、地域。这是因为有“方国”之说。郑玄说，“方国，四方来附者”。那么方可能指“来附”，而不是方向，否则“方国”之中的“依附”含义从哪里来呢？另有伏羲女娲图可以佐证，图中恰好伏羲--王持矩。也就是说：地盘是王获得的。所以笔者认为“同方”可以译为“共治者”。而且这么译，则后文无需被认为是“传抄错误”。

　　“取不取同而已者乎”。“取同”，合力、助力也。因前文“有江河不恶小谷之满已也，故能大”，就是获得合力、助力的意思。“取不取同”，择取不合力者。“取不取同而已者”，只择取不合力者。译为“选取不能助力的”，同样是不能“事无辞也，物无违也”之意，包括了人和意见，也就是放手让贤者任事所以“同方”译为“共治者”也是很合理的，文意和逻辑都是通畅的。

　　⑷、其直如矢，其平如砥。直、自古今读音都相似，矢、失也是如此，应该不是巧合而是两对同源字。而且前文讲不要自己去任事，要放手让贤者去做。那么此处恐怕也是同意：“自任则失”。笔者查其出处应该是《诗经·小雅·大东》“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大东篇全篇抨击西周统治者，此句当不是褒义。《论语·卫灵公》载孔子说：“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让人莫明褒贬呀……

　　⑸、流国。这个词译为“流布全国”也不会对全文含义照成影响。

　　但是如果与老子的“上善若水”相联系就不那么简单了。而且《亲士》篇解析到此处，人们应该发现《亲士》篇和《老子》有极深的渊源。那么我们不妨看看老子的“水”到底是什么个样子。由于本文仅解析《墨子》的示例，所以笔者仅将自己对老子的理解简述一下。老子用水来比喻治术，其要旨就是君王处下以收纳百川；然后缓缓“沖”出用于天下、润泽天下，如此使邦国“动”起来从而生生不息。其中收纳的内容包括了百姓之心--百姓的善恶观念、愿望等，和轻微的税收。笔者认为“流”，正是老子所说的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