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入火聚，得清凉门

一

    所谓“二十世纪四大传记”不知何人始称，其实除林语堂颇富文采的《苏东坡传》之外，其他三部的可读性并不强。抛开学术性不谈，单从阅读趣味上来讲，可能一般读者难有耐心读完它们。因梁启超、吴晗、朱东润的学者身份，故而其作品更像是学术专著而非文学作品。也正如此，他们作品中更多的是冷峻的展开与材料的组织呈现，而少了文学家的华丽，这反而使我们不会囿于文饰而沾沾自喜——我们有更多自己的思考空间。

 二

    帝王之学本是如履薄冰的学问。想有所事功之人，不得不考虑其所伴之君如虎，更有同僚虎视眈眈的危险处境，然而若时时在意这些毁誉荣辱则又事事难为。所以张居正在最炙手可热之时写给朋友的信中引用了《华严悲智偈》的两句偈语：“如入火聚，得清凉门。”这或许算是张居正在时代的扼制下经略国事勇猛精进的力量源泉。

    在烈火中寻觅清凉的门径，或许得清凉或许得毁灭。

    自然，张居正在他的鼎盛中遽然而逝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他不必如王安石那样看着自己一手经营的新法尽数废弃郁郁而终，更不会面对商鞅被车裂谭嗣同被砍头那样的痛苦，尽管他死后差点被剖棺戮尸，但那是子孙们承担的苦痛。于他，雷厉风行、大刀阔斧地施展过，应该觉得痛快了。

    其实，在积习难改如一潭死水的国势里，仅凭个人而不是团体、专权而不是制度去进行革新，其悲剧性的结果在尚未开始前已不难想到。所以，在张居正逝世仅几个月后，万历皇帝就陡然翻脸，群臣蜂拥而上诋毁谩骂并不难理解。我们无需考究其深层原因，一个朴素的道理是：超越时代之人，往往被时代所遏止。在这一点上张居正和离经叛道的李贽有着惊人的相似。从某种程度上来看，创造一种哲学思想比创设一种政体更为容易，因为哲学创造更多的是个人意识的产物，而政体的推行则非个人所能左右，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法令章程都是纸笔的浪费，办公只是办纸的国度里！但李贽和张居正共同的可贵之处是，在因循和颓废中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入火聚处，得大清凉。

    所以满朝骂声中李贽替张居正说了句公道话，称颂张居正是“宰相文杰”。同样在骂声中敢为张居正说话的还有个邹元标。他拖着当年因言事而被张居正廷杖致残的腿奔走呼号，以期能为张居正平反昭雪——历史竟扭曲得这样荒唐。

    然而，真正的平反要等到崇祯朝，只有国家在危难之时才会想起往日的功臣。复官复荫，一切的一切不过是为激励当日的臣工。

    可惜这一切来得太迟了。

 三

    张居正死后首先发难的是御史言官们，他们虽不是张居正悲剧的根源，却是阴险的“为君作伥”者。御史言官自然负有舆论监督之责，其中优秀者更能不畏权贵、力参奸佞，为正义而名留青史。比如张居正同年杨继盛的弹劾严嵩，即是彪炳千秋的高风亮节。可是更多所谓“清流”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更不务实事，只知逞一时之气，发空疏之论，长叫嚣之气，且一窝蜂而上“多言乱听”，更有甚者沦落成政治斗争的工具，其结果必然是党祸日烈空谈误国。

    自然，张居正并非无可论之处，其最大“罪状”即所谓“专权乱政”。然而国家自朱元璋洪武年胡惟庸案之后就取消了宰相一职，内阁首辅并非国家正式授予大权。阁臣之弄权者皆不免以不光明的手段得之。嘉庆万历间，首辅夏言、严嵩、徐阶、高拱，直至张居正，无不是“权臣”而非“大臣”，“权臣”则不足以服众。究其问题的根源，则在于内阁制度本身。故虽如张居正这般起衰振敝的能臣，也难逃众议。

    冷静地看，御史言官们的直谏与弹劾除了遇到唐太宗那样的明智之君外，其实大多并无实际的效果，不过造就他们自己的清名而已。比如海瑞抬着棺材攻击嘉靖皇帝，从直言的立场上来看，当然没有丝毫遗憾，可实际上海瑞得到的是下狱而非政治的清明。这些直谏于民生国计其实毫无裨益。

    张居正不愿做一个政论家，他是一个现实的，在夹缝中想有所作为的政治家。他永远不采取决裂的态度，自然在退让中也不忘坚持。务实的他不愿如张狂的言官们那样轻易断送施展抱负的机会，更不愿把一生的事业在诗酒风流中销蚀。当年在翰林院里大家都在讨论汉赋唐诗之时，他的注意力已经集中在富国强兵的蓝图上。

    故而，后来面对那些空疏而华美的言论家们，他只好“芝兰当道，不得不除”，以至于得罪更多的言官文士。他批评那些空洞的言论：

    文藻竞工，览者每为所眩，不曰“此人有才”，即曰“此人任事”。其实莅任之始，地方利病，岂尽周知？属官贤否，岂能洞察？不过采听于众口耳。读其辞藻，虽若灿然，究其指归，茫未有效，比其久也，或并其自言者而忘之矣。

    文坛泰斗王世贞与张居正同科出身，很是巴结张居正，极想进入中枢做尚书。张居正含蓄地批评他：“吴干越钩，轻用必折，匣而藏之，其精乃全。”这是说王世贞不过是脆弱而不堪使用的武器，只能摆在盒子里让人赞赏他的雕铸之美。文士还是写你的华美文章去吧，政治不需要华丽的装饰。

    言官文士只要风采卓绝，治国之臣则要真抓实干且不畏众议。可惜张居正虽能治国，不能服人；法度虽严，非议四起。他的继任者倒是聪明，吸取张居正的失败，谦退缄默好好先生。

    国家呢？也只好因循积弊，遂至于亡！

 四

    皇帝，有时并非我们想象的那样专权而自由，他不过是一种制度的产物。君主政治能加强独裁的地位，但并非一定是独裁政治。甚至一个优柔寡断的君主常常会成为可怜的傀儡，他不仅不能支配别人，甚至还得受别人支配。更有甚者，对于他的支配者，他还得博取应有的好感。这就是年幼的万历皇帝与首辅张居正之间的关系。

    可是，年幼的帝王为博取大臣的好感，其心理基础却是深沉的自卑。这种自卑会酿成帝王真正获取权势后对大臣的恶感。张居正对于年幼的万历皇帝，正像极有尊严的小学教师或严苛的家长一样。他设定了皇帝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日日月月年年地遵循。他似乎忘记了万历是个有血有肉的皇帝，他只看到一个驯服听话的孩子，一个会在先生腹痛时亲自调制椒汤面给先生食用的孩子。

    然而在这种驯服之下，倔强和倨傲随着年龄的增长在不可遏制地膨胀。一切都要等待机会来一次清算。张居正要为此付出代价。

    张居正确实贪恋权势，但他的贪恋绝非为个人利益。维持自己的政权才有报国的机会，他甚至不惜联络内监，抛弃亲友。在明哲保身、漠不关心成为政界最“高明”的人生观时，自负清流的君子们自然可以优游林下，但张居正的标准人物却是伊尹、周公、诸葛亮。可悲的是他忘却了万历并非开明的周成王或完全扶不上墙的阿斗。后来的事实证明万历皇帝有主张有决断，尤其在查抄清算张居正一事上表现出从未有过的干练和精明。万历曾对张居正说：“先生功大，朕无可为酬，只是看顾先生子孙便了。”然而就在张居正死后第二年，他的子孙，自杀的自杀，饿死的饿死，充军的充军。也就在这一年——万历十一年，努尔哈赤起兵创业——这一年实际上是明清国运的转折点。

    朱东润说：“政治的主张，是由黑暗走向光明，但是政治的阴谋，是由光明走向黑暗。”前者如张居正，后者如万历。收拾了张居正之后，万历好像甩掉了一个包袱，尽情地沿着腐烂的道路滑下去，他的心理上该有怎样一种快意的解脱？

    张居正早年有首诗写道：鼓棹湘江成远别,万峰回首一凄然。

 五

    张居正的十年当国譬如一剂强心针，让奄奄一息的大明王朝又支撑了上百年。他活着时并不把得失毁誉放在心上，何况身后？“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他的刚毅明断、时政苛猛虽遭非议，而他终不为所动。

    他说：“使吾为刽子手，吾亦不离法场而证菩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