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出王夫之《读通鉴论》梁武帝卷十七。
原句所在段落：“佛老之于申韩，犹鼙鼓之相应也，应之以申韩，而与治道弥相近矣。汉之所谓酷吏，后世之所谓贤臣也，至是而民之弱者死，强者寇，民乃以殄而国乃以亡。呜呼！其教佛老者，其法必申韩。故朱异之亡梁，王安石、张商英以乱宋。何也？虚寂之甚，百为必无以应用，一委于一切之法，督责天下以自逸，而后心以不操而自遂。其上申韩者，其下必佛老。故张居正蹙天下于科条，而王畿、李贽之流，益横而无忌。何也？夫人重足以立，则退而托于虚玄以逃咎责，法急而下怨其上，则乐叛弃君亲之说以自便，而心无罪灭，抑可谓叛逆汨没，初不伤其本无一物之天真。由此言之，祸至于申韩而发乃大，源起于佛老而害必生，而浮屠之淫邪，附庄生而始滥。端本之法，自虚玄始，区区巫鬼侈靡之风，不足诛也。”
此处“其上申韩者，其下必佛老”，意思是，统治者如果施行申（不害）、韩（非子）所主张的严刑酷法，压制士人，那么其被统治者、民众，就只能从虚玄的老庄和佛教中寻找心灵安慰了。
王夫之将老庄、浮屠、申韩称之为“古今三大害”。认为佛教之害，在于与老庄混杂一处，祸乱人心，荡而丧其志；而申韩之祸，在于”民之弱者死，强者寇，民乃以殄而国乃以亡“。
王夫之这番论断是怎么来的，源于何种背景，再补充一段刘立夫的解析：
王夫之的这番观点，并不算创新。他之所以认为老庄、浮屠、申韩为三害，尤其是三个相辅相成，造成得祸害更大。是因为：
其一，佛教与法家的申、韩之术虽然相隔甚远，实际在历史进程中，却相依相应，统治者如果靠严法峻刑压制士人，则士人只有借“玄虚”以逃避责任，从老庄玄学或佛教禅宗中寻找安慰。这不是在批判佛教，而是托古讽今，是对晚明政治黑暗的鞭笞，揭示了王学流于“狂禅”的政治根源。
其二，佛教对中国的真正“危害”，不是它那近乎“巫术”式的斋戒焚香、鸣钟吹螺，也不是“糜金钱、营塔庙、纵游惰、逃赋税”之类的经济问题和伦理问题，因为这些都不能伤及国家的命脉（“未大伤于国脉”）。在王船山看来，佛教最大的危害是同老庄之道混合，迷惑了那些不明真相的读书人，乱了世道人心。于是就出现了“无善无恶”的“良知”说，出现了“事事无碍”的“率性”说，出现了“无所不为”、“随类现身”的“方便”说，如此等等。王夫之认为，王阳明心学的最大危害就是借“致良知”的心性功夫修养而逃避了儒家提倡的君臣父子等道德责任，“阳儒而阴释”，走入了老庄玄学和佛教禅学的“误区”。
此观点虽在释老，然考其背景，实为阳明心学之末流而发，晚明学风狂放空疏，船山遭家国之变，于板荡之际，痛定思痛，于明际思潮士风，不能无所检省也。故三害之说，实有为而发，非仅学术考辨也。故其文指所在，揽辔澄清、捍道复本而已。
王夫之所言，并非旨在从学术思想上进行批判，而是有感与晚明士人“狂禅”之风，政治黑暗，借古讽今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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