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什么时候原谅你的父亲

                                                                                              作者：盛可以

　　盛可以论(评论)

　　唐诗人

　　一、引

　　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盛可以，2002年开始文学创作，到现在我写下这篇评论的2020年，期间已有十八年‍‌‍‍‌‍‌‍‍‍‌‍‍‌‍‍‍‌‍‍‌‍‍‍‌‍‍‍‍‌‍‌‍‌‍‌‍‍‌‍‍‍‍‍‍‍‍‍‌‍‍‌‍‍‌‍‌‍‌‍。十八年，这对于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历史而言，它不会是一个值得详细记述的时间段‍‌‍‍‌‍‌‍‍‍‌‍‍‌‍‍‍‌‍‍‌‍‍‍‌‍‍‍‍‌‍‌‍‌‍‌‍‍‌‍‍‍‍‍‍‍‍‍‌‍‍‌‍‍‌‍‌‍‌‍。但是，这十八年，对于21世纪以来的中国社会而言，它已经够漫长了‍‌‍‍‌‍‌‍‍‍‌‍‍‌‍‍‍‌‍‍‌‍‍‍‌‍‍‍‍‌‍‌‍‌‍‌‍‍‌‍‍‍‍‍‍‍‍‍‌‍‍‌‍‍‌‍‌‍‌‍。我们习惯了各行各业的“五年计划”，也无比真切地感受到了“五年跨越、十年巨变”的规模化历史变迁。如此来看，十八年对于一个当代作家来说，似乎也可以是一个值得切分成若干阶段来论述的文学成长过程，比如根据作家的代表性作品出版年份，划分成起步、成熟和突变等多个阶段，这也是很多作家论的论述方式。可我们也知道，对于文学而言，不管是论述一个作家，还是梳理一段文学史，参照“历史进步论”的阶段划分总是难尽人意。我们可以不去辨析历史变化是否意味着“发展”，仅对于文学、对于作家而言，时间的积累绝对不是一个决定文学品质的关键因素，起码不是唯一的。很多作家年青时初一出手的作品就足够优秀，成为作家本人都难以超越的经典之作。很多历史阶段内的文学成就也是如此，文学意义上的“黄金时代”有很多，但并不意味着后来的就超越了以往的。赘述这一文学常识的意思是，我们对盛可以这十八年小说创作的理解与评论，未必要以时间为坐标，尽管盛可以这十八年的创作在语言、题材、思想等各个方面都有很多新变化、很大拓展，尽管这十八年来整个世界连同我们的生活现实都发生了太多变化。

　　“变化”，是的，过去的十八年里，我们经历了很多很多的“变化”。但是，这种“变化”和“发展”，并不是我们谈论前现代或者近现代历史时所指向的那些翻天覆地式的、革命性的巨变。以往探讨历史发展社会变迁时，往往指向宗教改革、工业革命或者世界战争等重大历史事件，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整个世界、包括中国社会的“变化”，更为突出的其实是日常生活的变革，是围绕在我们身边的一切大大小小的事物都已进入了一个变动不居的阶段，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快速更新时代。比如与我们每个个体紧密相关的交通工具、城市高楼大厦，以及各种已然成为我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电子设备、网络数据和医疗环境，等等，都已然更新换代了无数个回合。如很多文化学者曾经感慨的，这个时代的“新变”不再局限于某种颠覆性的创造，不再区隔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简而言之，当代世界的“变化”，更多的时候其实是“生活大变革”，它并不是一些类似于哥白尼“太阳中心说”和牛顿万有引力定律式的、意味着世界真相或者宇宙本质的“发现”和“革新”。对真相、本质的重新把握，可以影响甚至颠覆人们的世界观和生命观，改变人的信仰和希望，但如果“变化”只是物质技术层面的、日常生活意义上的“新变”，我们还能从哪些角度来透视这个时代的精神内容和信仰趋向？

　　既然当前世界所谓的创新不再意味着本质的、真相意义上的变革，而是日常生活意义上的物质现实改造，那么，我们对于盛可以小说的理解，或许可以不以时间为坐标，可以把她每一部作品之间的风格差异搁置起来，而将其十八年内的主要小说作为一个整体，以其所表现的生活现实和生命故事作为入口，来思考一个作家相对于当前这个世界而言意味着什么。作家与世界的关系，这是一个宏大的问题。对当代世界的理解，每个作家都有不同视角、不同风格、不同层次的把握。盛可以是如何把握以及怎么理解的？如果我们熟悉盛可以作品的话，可能都会意识到一个很重要的品质：盛可以的写作风格一直在变，但她关注的问题其实有着很明确的一致性。从最初的长篇《北妹》到最近的长篇《息壤》《女佣手记》，从最早的短篇《成人之美》到最新的短篇《你什么时候原谅你的父亲》，盛可以讲述的故事一直围绕着人的身体遭遇和生命感觉而来，但这些具体的故事、主题背后，则是对权力、对广义政治话语的深入思索。可以说，盛可以的写作，是以一种诗学实践的方式在表达着她关于我们身体、欲望等各类最原始的“生命感觉”在当代世界曾经遭遇什么、正处于何种状态以及未来将何去何从的执着思索。如果用一个时髦的概念来概括，这些都是身体政治、生命政治问题。

　　谈论身体政治、生命政治，我们必然要提及福柯。福柯曾指出18世纪开始，西方国家就进入了一个新的权力时代，也就是生命开始进入历史，人类生命、身体进入了知识和权力秩序、进入了政治技艺的治理范畴。在福柯看来，现代社会的个体远远没有得到解放，反而是陷入了更为全面、更为彻底的“被奴役状态”。当代社会，政治权力对人、对生命的“介入”其实早已是“无处不在”。在现代技术和现代话术的帮助下，很多源自政治层面的权力意志，在转化为清晰可见的意识形态之前，在我们能够意识到这是权力话语之前，它们就以或隐或显的方式施加于我们的身体，影响了我们的生命感受。福柯的生命政治研究提醒我们：“今天处在危险之中的是生命。”对此提醒，思想家阿甘本极有感触，他从中延伸出“赤裸生命”和“现代神圣人”等观念，批判当今的资本主义社会逻辑，认为现代暴力已转换成“面对赤裸生命的微观权力”。阿甘本也提醒人们：当代世界的资本统治逻辑，是以“美好生活”来捕获身体和生命本身。

　　盛可以小说所呈现出来的“生命政治”问题，与福柯和阿甘本理论思想中的“生命政治”有很多相通之处，但它们又有着很大的不同。盛可以以自己作为作家的敏锐触觉，一直在书写人活在现代社会必然面临的各种各样的身体压迫和生命抑制。盛可以或许有接触过福柯、阿甘本的著作，或许与“生命政治”一类观念有过思想上的呼应，但她所完成的诗学实践，并没有演绎概念、图说理论的嫌疑。盛可以所有的小说，都散发着野生的、蓬勃的生命力，她凭借自身的文学才华，以其细微的文学笔触，呈现出一系列生命故事。“生命政治”在盛可以的小说叙述里，不仅仅是现代式的、隐藏于无形之中的“无处不在”，很多时候还是一种前现代式的、粗暴直接的约束和伤害。而且，盛可以从一开始就无意间领悟到了如何由文学叙述通往“生命政治”的内在逻辑——身体的逻辑。盛可以的写作持续关注着当代人的身体，围绕身体她延伸出很多主题，比如性和欲望，包括出生、疾病、衰老和死亡，这些都是当代思想家们思考生命政治问题的重要视角。福柯、阿甘本等人的“生命政治”本质上也是身体政治，或者说由“身体”思考发展而来。自尼采以来，“身体”已逐渐摆脱“意识”的主宰，成为了推动哲学思考的关键。“身体就是权力意志”，在尼采时期这话指向的是人的原始生命力，在福柯、德勒兹等当代思想家那里则意味着“权力”，是社会化的、意识形态化的“力”。对于身体政治，汪民安、陈永国曾解释说：

　　如果说，尼采认为身体是一切事物的起点的话，那么，福柯同样看到了，社会，它的各种各样的实践内容和组织形式，它的各种各样的权力技术，它的各种各样的历史悲喜剧，都围绕着身体而展开角逐，都将身体作为一个焦点，都对身体进行精心的规划、设计和表现。身体成为各种权力的追逐目标，权力在试探它，挑逗它，控制它，生产它。正是在对身体作的各种各样的规划过程中，权力的秘密，社会的秘密和历史的秘密昭然若揭。

　　有身体，才有生命，谈论“生命哲学”时，我们可能更多地侧重于探讨内在意识和精神灵魂，而当代思想界关注“生命政治”，思考对象转移到了身体，这是对我们存在于世的肉身状况的凝视和诊察。“身体”在当代哲学中如此关键，盛可以如此热衷于“身体写作”，其小说中的“身体”有何深度？又是如何通过“身体”完成了一个中国作家的世界性生命政治思考？盛可以很多作品已翻译至海外，在西方世界的接受度和影响力超越了当代中国很多作家。如此，关于盛可以小说的思考，又何以能够局限于我们所习惯的评论路数？盛可以的小说，不缺各种文学性和社会历史层面的探讨，它亟须的是思想层面的概括，是如何接通今天整个世界都在着力钻研的话题。“生命政治”是当前世界思想界的时髦话题，2020新型冠状病毒在全世界流行，更是督促着全世界的思想家重新思考今天的生命政治。刚刚过去的4月29日、30日，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主办了一场规模浩大的线上学术讨论，其主题即是“非常状态下的生命政治反思”。“生命因沉思而厚重，因思想而光辉‍‌‍‍‌‍‌‍‍‍‌‍‍‌‍‍‍‌‍‍‌‍‍‍‌‍‍‍‍‌‍‌‍‌‍‌‍‍‌‍‍‍‍‍‍‍‍‍‌‍‍‌‍‍‌‍‌‍‌‍。”对身体、对生命的当代境遇进行思考，不管是哲学的、政治的还是文学的，都拓展着我们关于更理想生命价值、更美好身体境遇的思想认知。盛可以小说对身体政治、对生命哲学的诗学探讨，或许能拓展我们关于生命政治的理解。

　　二、生

　　《息壤》是盛可以2019年初出版的一部近作。《息壤》一开始的名字是《子宫》，看题目就知道这篇小说要探讨什么问题。这是一个关于女性生育的故事，关注的是女性身体中的“子宫”，是关注生命之“生”。没有子宫，就没有怀孕，没有生育，就没有生命。一切都是从子宫开始，这“一切”，不仅仅包括女性因子宫能生育所能带来的赞美和幸福，更包括女性因子宫所能遭遇的痛苦和不幸。盛可以的创作谈里对此小说作出解释说：“子宫孕育生命，对于农村女性来说，生育几乎是她们唯一的价值，子宫也是她们一生沉重的负担，然而她们一辈子也没能认识自己的身体，没能意识到自我与禁锢。城市女性虽可免于挨刀，但截然不同的境遇同样严峻，像《息壤》中初家四女儿初雪的故事，恐怕并不罕见。”这一解释已然直接地赋予了小说的“生命政治”思考——女性身体只有生育这唯一的价值吗？女性为何一辈子也不能够认识自己的身体？包括女性的自我和禁锢，这些都是直接的生命权利发问。盛可以另一段解释表达得更为直接：

　　我始终关注女性境遇。我的视野中，农村女性是最脆弱的群体。她们缺乏获得知识的途径和机会，对个人应有的权利甚为模糊，自我意识也是模糊的，她们承担劳作、生育的义务，日复一日的枯燥的生活，有时还要承受家暴和各种不公平待遇，习俗语言对于她们是贬抑的、刻薄的，似乎她们是乡村耐用消费品的一种。几十年的社会变革，女性参与生产劳动的机会增加，但获得经济增长的福利和其他权利相对较少。

　　这里面的很多词汇，如“脆弱群体”、“个人权利”、“生育义务”、“承受家暴”、“不公待遇”、“习俗语言”、“生产劳动”等等，都直接地传达着作者的叙事目的。这些字眼所暗示的小说内涵，是一种最为直接、最为显白的现实关切：为女性、尤其是农村女性的不公待遇而写。女性从事劳动、承担生育的义务，却还要承受家暴和来自社会各个层面的、各种类型的羞辱和贬抑。这些都是很直接的、进入小说轻松就能感受到的思想锋芒。比如打开小说扑面而来的就是小女孩看着阉鸡师傅“阉鸡”的画面，小女孩问了几个问题：“为什么要阉？”“要是鸡自己不情愿呢？”看着这些话，熟悉盛可以小说风格的读者或许都会去揣测后面的故事会怎么发展：鸡被阉与小女孩的未来命运有什么关系？读完小说再回想起这一画面时，可能不再追究其中是否有某种直接的关联，但小说所讲述的女性子宫问题，她们都要承受的“结扎”手术，难道不是一种“阉割”？这种“阉割”是特殊时代的生育管理需求，实施这种“阉割”的人并不会在意这些女性愿意还是不愿意。这种直接的身体阉割，从个体遭遇、人性关怀角度来讲，它是以侵犯甚至伤害女性身体来完成的人口治理。

　　在《息壤》里，盛可以用了多个女性角色的“子宫”遭遇来思考女性生育问题。女孩们的母亲吴爱香，在生完六个女儿最终得了儿子之后去上了环。盛可以叙述的吴爱香上环遭遇很有深意：“她平生只有三次到过这里，一次是为了上环，另两次是为了取环。她是个非常健康的女人，像所有等候过道中生命旺盛的妇女，散发滚热的生育能量。一粒粒弹性有劲道的潮州牛肉丸滚聚医院，等着金属器具将身体撑开，放进钢圈，宣告旅社拒绝房客，餐馆提前打烊。”一个健康的女人，一生只去了三次医院，三次都因为“环”。这些生命旺盛的女性，散发着生育能量的健康身体，都需要放入一个冷冰冰的金属器具，钢圈长期滞留在她们身体内部，成为她们身体的一部分。其中很多人可能因为这个钢圈而发病，包括生理上的和心理上的病。吴爱香就始终觉得体内的钢圈与丈夫的死亡有着某种神秘的关联，她一直将它视作不详之物。“此后慢慢细长的日子里，她从心理不适发展到身体患病，这个沉重的钢圈超过地球引力拽她往下。”这种疼痛，在她女儿初玉的眼中更是骇人：“比如母亲，她一直忍受着钢圈在精神和肉体上的双重折磨，老是腰酸背软，下腹胀痛，干重活时疼痛更加明显，她不得不付出更多的精力对付体内的冰冷异物。她疲惫地坐在椅子里，仔细品味钢圈带来的各种不适，样子可怜。”小说中的这些表述，以活生生的生命痛感展示了20世纪人口治理背景下、女性身体因为结扎必须承受的疼痛。结扎、钢圈给吴爱香等妇女带去的，远不是一次性的、一个小小的手术问题，更是一种穿透女性身体和精神的被侵入和被伤害。对于一些身体和心理极为敏感的女性而言，这“环”就是一颗慢性毒瘤，种下去就是在慢慢吞噬她们的生命。

　　更有意思的是，这种“钢圈”治理还与地方上的传统贞操观念达成了合谋。吴爱香守寡后，她时常想着去医院把“节育环”取掉，也算是减轻疼痛。但这一想法被代表着传统道德权威的小脚奶奶所否定：“一个寡妇去医院摘环，这会逗别个说闲话的。”“那东西就让它放着，不碍么子事。”对女性身体的现代治理与乡土世界的妇女贞操观念，在“寡妇取环”这个事件里，相互之间得到了支持。这个小小的情节，是否暗示了现代文化中的某种可悲逻辑？现代社会对女性的身体管理，借着科学和宣传，最终可以转化成家庭成员之间的、女性群体内部的一种社会性伦理监管。生育管理、身体治理方面的制度被我们接受之后，我们是否还能认可和允许其他人的身体脱离这个治理疆域？被现代医学和媒体话语所推崇的一些身体规范，或许已经与传统的某些伦理道德融汇于无形中了，又或者已经成了新的“文明规矩”。这时候，社会治理已从上到下的直接管控转变为自下而上的、或者人们内部的一种自我认同和相互约束。吴爱香所遭遇的就是这样一种情况，妇女生完孩子后需要结扎、完成育儿任务后性方面需要维持贞洁，这两种观念融汇成了一种束缚女性身体的道德规范，即便是守寡后也需要继续用“环”来维持声誉。这种情况或许比较极端，却也无比真实。我们也可以延伸到今天的生育观念，几十年的“晚婚、晚育、少生”宣传，已经改变了很多人的生育理念，年轻人对于生儿育女的热情已远弱于他们的父辈。如今，想扭转这一代人的生育观念，让他们早育、多生，其难度系数也是很大的。

　　吴爱香与钢圈的关系是一种直接的“钢圈治理”，她体内的“环”是慢慢地折磨她，而她儿媳赖美丽却没她这么“幸运”。小说中的赖美丽因为害怕被妇女主任们拉去医院再次堕胎，大雪天逃往山林，却倒在了离家几百米远的地方，被雪淹没、冻死了。来宝和赖美丽，这一对夫妻都是智障，他们生完第一胎后，没能掌握避孕的技巧，赖美丽怀孕大了肚子后，被要求去引产‍‌‍‍‌‍‌‍‍‍‌‍‍‌‍‍‍‌‍‍‌‍‍‍‌‍‍‍‍‌‍‌‍‌‍‌‍‍‌‍‍‍‍‍‍‍‍‍‌‍‍‌‍‍‌‍‌‍‌‍。“作为一贯遵纪守法的好人，初家选了一个天上浮着白云的好天气带赖美丽去医院做引产。”引产后赖美丽“像条狗一样到处寻找她的儿子”，她一直说：“医院里有坏人有个穿白衣服的人用一根筷子那么长的针扎进我的肚子痛死人我再也不去医院了他们还把我儿子藏起来了。”智障人物形象说出的话，可以看成是一个毫无社会经验、不曾被社会规范所影响的、最本能的声音表达。盛可以选择这样一个独特的人物形象，并且让她迅速牺牲，于一种惨烈的叙述中突出了女性天性被现代生命治理术所压制所扼杀的残酷性。赖美丽这个人物形象，在当代文学中可以找到很多，像莫言获得茅盾文学奖作品《蛙》中，就有很多被地方上粗暴化计划生育管理所伤害的女性，典型的如王仁美。但盛可以和莫言笔下的这类形象，她们遭遇相近，都携带着反思和批判的力量，但在文本中所充当的角色价值却不太相同。《蛙》里王仁美的死，配合的是姑姑这个形象，让姑姑的手沾满血，也让姑姑退休后走向赎罪之路；《息壤》里赖美丽的死，完成的是一种生命政治的反思。人最本能的生育欲望，在现代社会需要接受医学和政治的约束。这种“约束”已经被现代人普遍接受，成了一种生育常识，唯有当它和智障的人物形象相遇时，这种“常识”才显露出它本来的面目。

　　赖美丽的遭遇是残酷的，吴爱香其他女儿则以更多样的方式延续了这种身体痛苦和生命管制。大女儿初云，生育后结扎手术带来疾病和刀疤；二女儿初月，结扎后如死人一般被板车拉回娘家。盛可以借初玉的回忆描述了初云的惨状：“初云直挺挺地躺在床上，小腹袒露在外，上面一条发红发亮的伤疤，脸部因为发烧泛着红光，婴儿还躺在怀中吃奶。”结扎手术给初云带来伤疤、导致发烧生病，如此疼痛的身体却依旧要承担起育儿的责任。在这里，盛可以用初玉的眼睛所领悟到的，不是很多媒体叙事可能会突出的母亲、母爱的伟大，而是女性必须承受这些痛苦的不可思议。初玉当初的感慨是：“我永远不要生孩子不要在我生病的时候还有别的什么东西在吃我的身体。”这些情况让长大后也这么想：“我也不要结婚不结婚就可以不生育不生育就不用结扎死也不要在身上任何地方留下刀疤。”让笔下的初玉选择这方面的感受表达，这是作家伦理态度的隐晦呈现。女性何以要承受这些疼痛？只因为女性有子宫吗？这种天生的生理性特征，能天然地决定着女性的身体和生命吗？选择“不”的初玉，是在反抗、要摆脱这种“天然”。初玉后来走出了这个村庄，通过教育改变了自己的生命轨迹，同时也完成了自身的观念转变，她坚持单身，不要孩子。初玉这种人生选择，在大城市里无人议论，但对于她出生地的家人和邻居们而言，也是一个不可理解的“毛病”。如果初玉在乡村生活，这种生命选择要被闲言碎语淹没。在小说中，盛可以借四女儿初雪的口直接发出感慨：“世界上最强大的东西，不是核武器，而是日积月累的文化。”乡村世界里关于女性存在价值的认知，是日积月累形成的一种民间传统，它只认定女性的生育功能，难以容下特立独行的女性。这种不文明、不现代的民间成见，尽管已经得不到更多方面的支持，却也无形中影响了很多乡村女性的人生命运。

　　初雪的“子宫”遭遇也值得一说。初雪是大学老师，是励志榜样，经常上电视，但她也没能摆脱“子宫”麻烦。她曾与已婚的夏先生相爱，并怀孕。对于这个意外的生命，初雪是想自己抚养的，但这种选择必然导致她无法继续自己的职业。当时的政策还不允许女性未婚先育，违反政策要被开除公职，而夏先生也以初雪的事业发展前景来劝她打胎。初雪最终妥协，失去了孩子。初雪很想要孩子，这份遭遇却让她失去了生育的能力。对于这种后果，在很多小说中指向的是男性的不负责任，但盛可以这里针对的是曾经的“生育制度”。“生育是以夫妻为前提，法律并不支持非婚生子，不结婚就没有生育权力。”这一生育规定如今已有所调整，但它曾经让很多女性陷入“初雪”的困境。女性不结婚能否生育？这种生育能得到社会和政治上的公平对待吗？这是一个很严肃的生命政治问题，涉及人性、习俗、法律和政治文明。盛可以用文学形象、人物命运来完成这种问题揭示和生命反思，我们也以一种感同身受的心理来接受和理解，这是从文学视角来丰富我们关于生命政治问题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