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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锷（1882-1916）

在上一期的《曾业英先生又说错了》（五评）一文中，笔者通过大量史料论证，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曾业英先生在今年第9期《史学月刊》上发表的《蔡锷未回国参加唐才常自立军“勤王”起义》一文中，曾先生用以证明“梁启超所说并不符合历史事实”的“第二个关键问题”，仅以梁启超一人所说唐才常叫蔡锷带封信回湖南找黄忠浩之事有误，就否定还有其他人肯定的蔡锷回国参加自立军起义之事，显然是片面的，且过于草率，也难以服人。

曾先生证明所谓“梁启超所说并不符合历史事实”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所谓“查核一下蔡锷自己怎样表述他与唐才常勤王起义的关系以及起义失败前后他的内心感受”，并具体通过“蔡锷生前曾四次委婉谈及唐才常自立军‘勤王’起义一事，以及他对此事的真实感受”，来证明“梁启超所说（蔡锷回国参加起义）并不符合历史事实”。

曾先生所说的“第一次”，是蔡锷1900年10月23日在《清议报》发表诗作十首，“毫不掩饰地表达了他对汉口遇难师友的深深哀痛，以及欲回国为其复仇的强烈心情”。曾先生认为：“如果此前蔡锷真的如梁启超所说，回国参加过唐才常自立军‘勤王’起义，那么，就必须解释这样一个问题，即如何理解刚刚逃回日本的蔡锷，又为何会迫不及待地希望再回国为遇难师友复仇？如果没有发生重大时局变动和极为有利的时机，就人类心理学而言，这是有悖逻辑的。试想，一个刚从腥风血雨中逃生的幸存者，再怎么心怀深仇大恨，也不致在国内仍然存在大肆追捕起义漏网者的情况下，毫不考虑其中的险恶环境和自我保护的需要，又急着回去复仇吧？既然急着要回去，那当初又何必逃离？其实蔡锷这种急切希望回国为师友复仇的心情，恰恰不是他幸免于难逃回日本后的正常心态，而是没有回国参加起义的真情表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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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锷：《杂感十首》

曾先生没有从腥风血雨中逃生的经历，也没有感受过一夜之间失去那么多师友的痛苦，自然无法理解蔡锷当时对杀害师友的敌人的深仇大恨，自然更无法想像蔡锷急于返国复仇的迫切心情，只能坐在舒适的办公室里通过“就人类心理学而言”来臆测和想像蔡锷的感受。在这里，笔者为曾先生提供黄兴在黄花岗起义失败之后的言行，请曾先生借以了解一个人身历大难之后的真实感受吧：黄兴进攻总督府负伤不克，渡江到广州河南与赵声相抱痛哭时，就急欲再次渡江，与敌人拼命，经赵声与徐宗汉等人反复劝解方才作罢。撤到香港后，他仍指望通过暗杀李准，为死难同志报仇。后在同志们的劝阻下，虽然放弃个人暗杀计划，但仍主张暗杀，在香港组织暗杀团，并派遣李应生赴广州设立暗杀机关，谋刺李准等人。1911年10月3日，黄兴在《复同盟会中部总会书》中表露了自己当时急于复仇的心理：黄花岗起义失败后，“自念惟有躬自狙击此次最为敌之虏贼，以酬死事诸君，庶于心始安。故自四月初二出港，即专意于复仇之计画。虽石公（谭人凤）等极力阻止，弟未稍动。”由此可见，刚刚逃回日本的蔡锷，迫不及待地希望再回国为遇难师友复仇，恰恰证明蔡锷回国参加了那场充满腥风血雨，令他痛不欲生的起义！

曾先生所说的“第二次”，是蔡锷应郑道（字贯一）之请为开智会作序之时，正是汉口“义士遇害之际”。曾先生说：“蔡锷还在《开智会序》中直言他‘心绪澎湃，归思茫然，不能振笔’之时，正是郑道约请他为开智会刊作序之时，也是‘内局鼎沸，义士遇害之际’，不等于公开承认了他没有回国参加唐才常自立军‘勤王’起义吗？否则，身处日本横滨的郑道怎么可能约请已回国参加唐才常自立军‘勤王’起义，并与梁启超同在上海的蔡锷为开智会刊作序？”曾先生上文中所说“郑道约请他为开智会刊作序之时，也是‘内局鼎沸，义士遇害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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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道(1881-1906)

历史的事实果真是这样吗？当然不是。关于开智会成立的时间，宁树藩、陈匡时在《评〈开智录〉》一文中认为，该会由郑贯一创立于1900年冬 , 是横滨最早的留日学生团体之一 ,略晚于同年在东京建立的留日学生团体“励志会”。关于《开智录》的创办时间，蔡锷大同高等学校的同学、《开智录》的“三自”撰述之一冯自由在《郑贯公事略》中说：“庚子(一九00年)七月，唐才常谋起自立军于汉口，事泄失败，高等大同学校湘籍学生林述唐等殉难者十余人。是年冬学校以款绌改组，贯一乃改就《清议报》编辑之聘，时梁启超已改其别号任庵为任公，秦力山亦改其别号遁庵为遁公，均示脱离康氏羁绊，故贯一亦易名贯公，以明一致。《清议报》原为保皇会机关报，南洋美洲各埠凡有华侨之地即有保皇会，亦即《清议报》之代销处，贯一以华侨中毒已深，乃倡设《开智录》半月刊，专发挥平等自由天赋人权之真理，欲以革命学说灌输海外保皇会员，为拔赵帜易汉帜之计，特邀余及冯斯栾同任撰述。贯一号自立，斯栾号自强，故时人有三自之称。出版之后，风行一时，保皇会员因之豁然觉悟者，颇不乏人。”这就说明，开智会和《开智录》均成立和创办于1900年冬，它们的成立和创办正是唐才常领导的自立军在汉口起义失败，大同学校的十多位同学殉难的事实教育了郑道、冯自由、冯斯栾等大同学校的学生，使之不满康梁的保皇党所为，对清廷的幻想也破灭了，很快由维新转向革命的产物。同时也说明，唐才常等人被害之际，开智会尚未成立，更不可能有蔡锷的《开智会序》！此外，对于蔡锷刊于1900年12月22日《开智录》的《开智会序》中所说“时适内局鼎沸，义士遇害之际”一语，稍有文史常识的人都会看出，这是指从八国联军攻打北京、慈禧率光绪等出逃和自立军起义遭镇压以来这一个大的时间范围而言，并非只是指唐才常等人被害那一天。蔡锷在《军国民篇》中说：“中国之病，昔在神经昏迷，罔知痛痒；今日之病，在国力孱弱，生气消沉，扶之不能止其颠，肩之不能止其坠。奋翮生日：居今日而不以军国民主义普及四万万，则中国其真亡矣。”请教曾先生，蔡锷这里所说的“今日”指蔡锷写《军国民篇》时的那一天吗？再说，如果真的蔡锷作此文时间为8月22日唐才常被害之际，何以四个之后才见之于《开智录》？所以，曾先生以蔡锷应郑道（字贯一）之请为开智会作序之时，正是汉口“义士遇害之际”，进而认为唐才常等人遇害之际蔡锷正在日本并未回国参加唐才常自立军“勤王”起义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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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开智录》

曾先生所说的“第三次”，是蔡锷1912年6月5日在请求袁世凯启用梁启超的通电中，提到长沙时务学堂“学生自戊戌政变以后，或出洋求学，或奔走运动。未几，乃有庚子汉口之役，同堂之遇害于湘、鄂各省者十余人。”曾先生认为，蔡锷这次虽未再提他的“归思”之情，但提到一个事实，原长沙时务学堂的学生自戊戌政变以后，是“或出洋求学，或奔走运动”。换句话说，就是一部分人“出洋求学”，一部分人在为唐才常自立军“勤王”起义“奔走运动”。虽然说得含糊，没有说为唐才常自立军“勤王”起义“奔走运动”的是留在国内的学生，还是也有“出洋求学”的学生，也没有说“出洋求学”的学生中有没有或有多少人回国“奔走运动”了。但既然将“出洋求学”与“奔走运动”并立为性质不同的两件事，也就等于说，不管“出洋求学”的学生有没有或有多少人回国了，总还是有人留在日本“求学”了。并不像梁启超所说，“当时跟我出来的十一个人，全都回去参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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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锷1912年6月5日请求袁世凯启用梁启超的通电

笔者认为，蔡锷上文所言，并非如曾先生所说“说得含糊”，而是意思本来就十分清楚。稍通文墨者便知，蔡锷在这里的意思是，戊戌政变以后，时务学堂的学生，有的“出洋求学”去了，有的（留在国内）“奔走运动”革命。史实表明，唐才常成立自立会、发动自立军“勤王”起义之时，既有已经“出洋求学”的蔡锷、蔡钟浩、李炳寰、林圭、蔡钟浩、周宏业、陈为鐄积极参加，也有未“出洋求学”的戴哲文、蔡钟沅等人在国内积极“奔走运动”。这不仅说明蔡锷此言是完全符合史实的，同时也说明蔡锷想问题、看问题、讲问题是全面的、客观的，既肯定了“出洋求学”同学的功劳，也没有忘记在国内“奔走运动”的同学的苦劳。所以，曾先生在上文中，将蔡锷所说的“出洋求学”与“奔走运动”“并立为性质不同的两件事”，并理解为“不管‘出洋求学’的学生有没有或有多少人回国了，总还是有人留在日本‘求学’了”，完全是其对蔡锷所言的误读，因而其相关论述毫无价值和意义。退一万步说，即使并不像梁启超所说“当时跟我出来的十一个人，全都回去参加”，而有人留在日本“求学”，曾先生就能因此而证实这个人就是蔡锷吗？

曾先生所说的“第四次”，是赵式铭、郭燮熙等人所撰《蔡松坡先生事略》一文中说，梁启超“以其年幼”，认为“宜储学为异日用”，他“遂入东京大同高等学校研究政治哲学，并补习普通科学”。曾先生认为，这说明蔡锷由梁启超留在“东京大同高等学校研究政治哲学，并补习普通科学”，并未回国参加唐才常自立军“勤王”起义。曾先生还认为，此文经蔡锷“亲自审阅过”，“也可认为是蔡锷本人的意思”。

曾先生屡拿赵式铭、郭燮熙等人所撰《蔡松坡先生事略》一文来说事，笔者认为这实在是大谬不然。早在2012年，笔者就在《蔡锷的击椎生笔名考论》一文中指出过，赵式铭、郭燮熙等人的《蔡松坡先生事略》一文，虽然曾先生说是经蔡锷“亲自审阅过”的，但却存在许多明显的错误。例如，此文将蔡锷老师樊锥的名字，错为樊山。而且文中所述蔡锷从1900年到1911年之间十多年的经历全部不对，其发表《军国民篇》《国际公法志》、入成城学校、组织《游学译编》杂志、入陆军士官学校及毕业、回国、入湘、入桂等蔡锷一生当中十分重要的时间节点统统弄错了，而且还缺1908年（戊申）的情况。蔡锷是一个很有记性的人，请看蔡锷1907年5月致陈绍祖的信，对自己几年的经历说得多么准确清楚。请教曾先生，《蔡松坡先生事略》文中的上述所述“也可认为是蔡锷本人的意思”吗？您是不是也要将樊锥的名字，改为樊山？是不是要改写蔡锷1911年之前的履历？您口口声声说“应高度重视史料辨伪和史事考证工作”，难道自己就是这样“辨伪”和“考证”的？由此可见，像《蔡松坡先生事略》这样的文章竟被曾先生奉为圭臬，未加任何考辨就以此为依据来“说事”，还将之附录于其所编之《蔡松坡集》《蔡锷集》，曾先生不屡屡犯错才怪呢！尽管此文在蔡锷早年的重要时间节点统统弄错了，不也说道：“时梁任公、唐黻丞借勤王为名，结合同志，谋举革命，（蔡锷）乃就梁于日”，这不正好说明蔡锷具有参加唐才常“勤王”起义的思想基础吗？此文又说：“是年冬间，适日本某巨公将游历长江，公求充译员，藉为复仇之举”，这不又正好证明蔡锷作为那场起义幸存者，对杀害其师友的刽子手的刻骨仇恨而急于去找他们复仇吗？

综上笔者所证，曾先生在《蔡锷未回国参加唐才常自立军“勤王”起义》一文中，除了黄忠浩当时不在湖南的结论之外，其他关于蔡锷未回国参加自立军起义的所有结论，都是不能成立的。（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