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曾业英先生在其发表于《历史研究》2016年第3期的《击椎生不是蔡锷，那又是谁》一文中认为，击椎生绝非蔡锷，八九不离十可认定他就是筹滇协会的倡议人唐璆。但经湖南省辛亥革命史研究会副会长邓江祁教授查考，曾先生的上述结论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本刊自8月14日起，分20期连载邓江祁教授的辩驳文章，敬请广大读者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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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锷，字松坡，别号（笔名）击椎生

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曾先生在这方面的失误还远不止于将"光绪三十四年一月二十一日”直接换成公历1908年1月21日。因为曾先生恐怕有所不知，“光绪三十四年一月二十一日”其实也并非真的就是唐璆写这封信的具体时间。关于此信的写作时间，除了“光绪三十四年一月二十一日”之外，在唐晋源，唐晋湘所编之《唐璆文集》中，我们还发现有第二种“西二十一日，缺月”（详见下图一）和第三种“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详见下图二）以及第四种"1908年1月21日"（详见下图三）等说法。以上四种说法，“光绪三十四年一月二十一日”只是收录此信的《梁启超知交手札》一书的编辑根据唐璆信中透露的信息自行推导出来的时间，而其他三种则是唐晋源，唐晋湘在书中不同地方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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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唐晋源，唐晋湘编《唐璆的“自述”》，《唐璆文集》，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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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唐晋源，唐晋湘编《唐璆致梁启超函关于云南的记述》，《唐璆文集》，第2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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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唐晋源，唐晋湘编《唐璆年谱》，《唐璆文集》，第314页

其实，从严格意义上说，上述四种说法都有问题。因为据笔者查证，在此信中，唐璆所写的时间仅为“西二十一日”（详见下图），即公历21日，至于何年何月均不得而知。所以，《梁启超知交手札》一书的编辑将唐璆写信的时间推定为“光绪三十四年一月二十一日”，唐晋源和唐晋湘将其确定为“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本身就不中不西，不伦不类。至于第二种，只指出“缺月”也是不够的，因为它还缺年份。第四种，唐晋源和唐晋湘也不过像曾先生一样,犯了直接将农历作为公历的错误。以上四种说法，就在一本书中，曾先生竟然没有全面阅读，也没有发现其中的问题，而且不加考辨，直接把光绪三十四年一月二十一日换成1908年1月21日就用作论据。这就必然导致曾先生在这个问题上全面的、彻底的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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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唐璆致梁启超手札真迹影印件》，《唐璆文集》

但是，从信中唐璆急切希望梁启超为《筹滇》杂志写发刊词一事，我们可推知其写于《筹滇》杂志第一号出版之前公历某月的21日。再查，《筹滇》杂志第一号于“光绪三十四年五月十日印刷”（详见下图），换算成公历即为1908年6月8日。因此，唐璆的这封信只能大致确定为1908年6月8日以前，而不是像《梁启超知交手札》一书的编辑推定的“光绪三十四年一月二十一日”和曾先生所说的1908年1月21日。再从唐璆信中希望梁启超将发刊词“早付来璆处，以便付印”等语来看，我们又不难推知，唐璆写此信的时间应该离该刊付印的6月很近了，极有可能就是1908年4月或5月21日。因为当时梁启超一直就在日本横滨，再说一篇发刊词对于文思敏捷的梁启超而言也不过是一袋烟的工夫。因此所有的问题三五天之内即可全部解决。后来的事实证明,梁启超的发刊词一到,《筹滇》杂志第一号就立即于1908年6月8日印刷出版了。

这样一来，曾先生所谓“唐璆的信写在（《苏杭甬铁路与滇川铁路之比较》）之前的1908年1月21日，击椎生的文章发表在其后的2月28日。这说明绝对不可能是唐璆引自于击椎生的文章，唯一的可能是击椎生引自于唐璆的信”的推导还能成立吗？事实充分证明，不是击椎生的文章引自于唐璆的信，而是唐璆的信引自于击椎生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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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筹滇》第1号

所以，曾先生对于唐璆此信的写作时间，不加分析，不经考证，仅仅为了证明其“特别值得一提”的结论，便不假思索地认定唐璆此信写于1908年1月21日，还拿这种根本就不靠谱的“证据”来“说事”，岂不太失严谨，对历史太不负责？！

综上所述，曾先生不分阴阳、不考史料，其所谓“特别值得一提”的推导和结论,不仅毫无任何学术价值和意义，反倒铁定成了曾先生“特别值得一提”的重大失误之一。

搞历史研究的人都应知道，自己没有认真查考过的史料不用，这是历史研究的基本原则。看来曾先生对于这一基本原则并不熟悉，也缺乏这方面的意识，以致在使用有关史料时，既不辨真伪，也不加考证，只要符合自己的主观预设，只要符合自己的“口味”，不管是牛是马，就不假思索地拿来便用，这就是其在仅有2万字的文章中屡屡失误，从而导致错误结论的根本原因。客观而论，唐晋源，唐晋湘所编《唐璆文集》虽然为研究唐璆提供了一些可用的史料，但他们毕竟非专业人士，书中存在诸多的矛盾和错误也在情理之中，因此我们在使用时必须注意仔细加以考辨。而曾先生作为长期从事历史研究的高级专业人才，对于《唐璆文集》提供的史料，既不考，也不辨，拿来就用，结果不仅导致了错误结论，还以讹传讹，终难辞其咎啊。笔者还注意到，曾先生曾在多篇文章中大谈史料辨伪和史事考证的问题，还现身说法，总结出所谓的探源法、证实法、正误法、旁证法、考异法等五种方法，并对时下不重视史料辨伪这种陋习进行过严厉的批评：“史料是历史研究的核心和基础,依据史料写出的历史固然有某种局限性,但抛开史料和史事考证,便写不出任何历史”，并发出感叹道：“这种不重视史料,不重视史料辨伪和史事考证的现象……是今日大陆史学界相当普遍的现象。”真是言之谆谆，切中时弊啊。莫说五种六种方法，如果曾先生在写《击椎生不是蔡锷，那又是谁？》一文时，哪怕只是多翻一下《唐璆文集》，就会发现其中的问题，而对所用史料和史事进行考辨，从而有可能避免铸成大错啊。因此曾先生不能只说别人，更重要的是要“从我做起”，自己首先就不能不辨史料、不考史事，置身于事外。曾先生真是知易行难啊！这也充分说明，要根除曾先生所痛恨的这种“大陆史学界相当普遍的现象”，的确还任重道远啊！（未完待续）

（摘自邓江祁教授未刊稿《击椎生绝非唐璆,而是蔡锷——与曾业英先生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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