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曾业英先生在其发表于《历史研究》2016年第3期的《击椎生不是蔡锷，那又是谁》一文中认为，击椎生绝非蔡锷，八九不离十可认定他就是筹滇协会的倡议人唐璆。但经湖南省辛亥革命史研究会副会长邓江祁教授查考，曾先生的上述结论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本刊自8月14日起，分20期连载邓江祁教授的辩驳文章，敬请广大读者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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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锷,字松坡，别号（笔名）击椎生

（接上期）

击椎生自1907年2月起在《云南》杂志上陆续发表了大量涉及云南的诗文。因此，为了证明唐璆与击椎生的经历“存在高度的一致性”，在介绍唐璆的文字中，曾先生又“张冠李戴”，编造了唐璆1907年之前去过云南从而“对云南的山山水水相当熟悉”的经历。

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曾先生是怎样“张冠李戴”的吧。

对于蔡锷的经历，曾先生是这样说的：“蔡锷不是云南人，直到1911年春才第一次到昆明，此前从未去过云南……很难想象他能将昆水、翠湖、昆海这类不易为没有到过云南的外省人士知晓的称谓……写入自己的诗文之中。”蔡锷确实在1907年之前没有到过云南。

那么，唐璆在1907年之前到过云南吗？在本文上期所引的唐璆后人整理的《唐璆炼心公年谱》和唐大圆所撰《衡永郴桂观察使炼心公传》中，均无片言只语提及唐璆在1906年下半年东渡日本之前去过云南之事。但曾先生的回答却是十分肯定：“对于从广西到日本这几年的心路历程，他(唐璆)总结说：‘三年来走云贵两广，以赴东瀛……。’可见，唐璆东渡日本之前，到过云贵两广不少地方……对云南的山山水水相当熟悉”。而且，曾先生还特地在“三年来走云贵两广，以赴东瀛……”这段文字上加上引号，并说是“他(唐璆)总结说”的话，还在其注释标明这段话出自唐璆《致梁启超函》（ 1907 年 11月5日）或《唐璆的 “自述”》（见下图），其目的无非是企图让读者以为这两段话真的是唐璆的原话，以增强其可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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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业英先生的原文

但是，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 曾先生在文章中竭力想让读者相信的东西，恰恰就是他的软肋所在。因为，这也就是他极力要掩盖的“张冠李戴”之所在！

经笔者查证，史实并非如曾先生所描述的那样。不争的历史事实是，曾先生上文中那两段带引号的文字，既非出自唐璆《致梁启超函》，更非唐璆“自述”，它们均来自1908年在南洋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开展论战的一个叫平实的《南洋总汇新报》记者于是年9月11日发表在该报之上的《论革命不可强为主张》一文（见下图一）。9月11日，一个署名为“南洋小学生”（有专家认为是孙中山的笔名）的人，在《中兴日报》发表《平实开口便错》一文（见下图二），揭露平实此文谬论的实质在于“扶清灭汉”，反对进行革命来推翻清朝统治。

铁的事实证明，曾先生在介绍唐璆经历时所引的这两段有关唐璆云贵之行的文字并非出自唐璆1907年11月5日《致梁启超函》和唐璆“自述”，而是出自平实1908年9月《论革命不可强为主张》一文！同时也无可辩驳地证明，不是邓江祁，而是曾业英在“张冠李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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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实：论革命不可强为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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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小学生：《平实开口便错》

所以，曾先生出于其增强唐璆与击椎生经历“存在高度的一致性”结论的需要，竟在文章中一不加自己考证，二不加任何说明，就直接引用平实的话，并将平实之语，作为唐璆之言，这就隐瞒了事实的真相，极大地误导了读者，使之误认为上述两部分文字为唐璆本人所说。而且，为了达到唐璆与击椎生经历“存在高度的一致性”的目的，曾先生还在为这两段文字所作的注释中标明写于1907年11月5日，比平实文章实际发表的时间1908年9月提前了近一年，这又容易导致读者在判断唐璆到云南的时间问题上发生错误，使之误以为唐璆赴日之前到过云南，而堕入曾先生的圈套。

这，就是曾先生“张冠李戴”的具体事实；这，就是曾先生对唐璆不负责、对蔡锷不负责、对广大读者不负责的具体表现。（未完待续）

（摘自邓江祁教授未刊稿《击椎生绝非唐璆,而是蔡锷——与曾业英先生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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